“文章者，盖性情之风标”早已是老话一句。这里旧话重提的原因有二：第一，文章是如何成为性情之风标的？第二，如果书法作品也可以看作一种“文章”的话，那么，它又是如何标识书写者的性情呢？

　　先看第一个问题。

　　文章之所以能够成为性情的风标，其原因在于文章总是发乎其内，也就是说，所谓文章必先有蕴思含毫、游心内运的积淀与努力，才可能放言落纸，气韵天成。这一点对于做文章者不存在任何问题，也就没有多说的必要。因此，本文着重要谈的是第二个问题：书法作品是如何通过视觉形象来标识书写者的性情的。

　　通过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性情”之所以成为性情的风标是因为文章作者“蕴思含毫、游心内运”，那么，对于书法作品的书写者来说，这样的一种过程与状态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书法作品毕竟具备视觉形态，而这一视觉形态又是如何呈现作者之性情呢？我想，对于书法作品来说，它对书写者情态的呈现仍然出不了笔墨的话题。然而，关于笔墨的论述已然汗牛，我还能谈出什么新的花样吗？

　　其实，关于笔墨，我们很可能忽略了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即“熟”。促使我谈论此问题的契机是日前我与晁海的一次电话长谈。那次长谈应该是开诚布公的。或许，正是由于开诚布公，晁海很直率地批评了我的肤浅，这让我难堪。但是，难堪之余，晁海无意间提到的要把墨弄“熟”了再放到画面上的观点却提醒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艺术创作中，再也不能吃夹生饭了。

　　由于对于传统，甚至对于气韵、气势等概念的夹生式理解，我看到太多的所谓艺术家在创作中舍弃了“蕴思含毫，游心内运”的过程与状态，轻率、夸张地做起了“放言落纸”的动作，结果是墨、笔都未能做熟就落到了宣纸之上。

　　我知道，古人于笔墨二字讲求生、老、拙、辣四个字。所以我希望读者诸君不要以此之“生”来理解我所说的“生”。因为，古人所说的“生”是熟而后生，是“已雕已琢，复归于朴”的生。而当下的一些艺术家的生笔生墨是从未熟过的夹生。以“夹生”的笔墨来论气韵与气势只能落个肤浅的果。

　　因此，我盼望当下的艺术家们不要着急，要把自己的笔墨在书斋这口锅里文火细炖，炖到火候后再上桌。那么，炖到何种程度才算到了火候？我以为只有把它炖到像杭州楼外楼的东坡肉那样红而发亮，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程度，我们才能说到了火候。也只有到了火候，我们才可以放言落纸，性情独呈。

　　或许，真的把笔墨弄熟了，我们也未必一定能“气韵天成”，但是，不熟的笔墨是断然不行的。在我看来，中国书画与其说是写出来的，毋宁说它是养出来的。无养，文章不为文章，性情亦不为性情。倘若如此，文章又何以风标性情？所以我说，性情的风标是“养”而不是所谓的文章。养笔、养墨、养心、养性或许是我们风标独具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