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人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更多地带有批判的色彩。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更是不无偏颇地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摒弃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这种观点，我始终持一种保留的态度。我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确实与“现代化”格格不入，但这种“现代化”是有特定含义的，这就是“西方的现代化”，即建立在工具理性和人类中心主义基础之上的现代化。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格格不入恰恰表明，它是超越于西方现代化之上的，它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一笔宝贵的思想资源。正是基于这一思路，我尝试着写下了这本书，试图站在今天的角度，将一部中国传统美学史当作一个大文本来重新加以解读。

　　这是一个内容极其丰富的文本，是一个巨大的宝藏、是一个美的海洋。探索它，用“竭泽而渔”的办法注定是行不通的，那需要勃勃的雄心和恒久的耐力。身单力薄的我，只好采取“结网而渔”的办法，以求多少有所收获。这就是为什么我舍弃了按照年代、人物，一一梳理概念、范畴、命题的方法，而采取了从中选取若干特征(整体意识、创新意识、人文导向)，若干思想(生态意识、“尚清”意识、女性意识、雅俗观)，若干倾向(非美倾向、世俗化倾向、多元论倾向、解释学传统)的方法。无须说，这些“特征”、“思想”、“倾向”之间是内在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有些“倾向”、“思想”也就是“特征”，自然，“特征”本身也是一种“思想”、一种“倾向”，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多彩风貌)。其中创新意识与多元化倾向和解释学传统的联系更为密切一些。因为解释学传统是建立在多元论基础之上的，而美的多元化局面的造成又离不开“创新”。此外，生态意识与“尚清”意识也是密切相连的，这两种“意识”的存在又是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非美倾向的存在有关，而上述这些“思想”和“倾向”(包括生态意识和女性意识)又都与中国古代美学家和艺术家对整体意识的推崇分不开。“在观念的世界里和行动的世界里都不把事情弄到极端”，是我们中华民族举世公认的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在今天显得尤为珍贵。

　　自然，在这种解读过程中，糅合进我自己的理解便是不可避免的事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梁启超先生曾将“史的目的”概括为“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按照伽达默尔的理论，传统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它具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向度。中国传统美学自然也具有这样三个向度，因此它呼唤着我们的参与和创造。

　　如同读者知道的，纯粹客观性的研究和叙述是很困难的，至少对于我是这样。因此，在材料的取舍、在对人物和思想的品评上，都不可避免地投入了我感情的好恶，倾注了我的欣赏。如果有读者批评我“美化”了中国传统美学，我是愿意接受的。然而如果让我再写一部中国美学史，我仍要采取“美化”的写法。这并非我“固执”，而是实在“批”不起来。

　　俄国诗人勃洛克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我们总是过迟地意识到奇迹曾经就在我们身边。”对于我来说，中国传统美学就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对于刚刚发现这一“奇迹”的我来说，只有惊叹，“批判”实在是超出了我的能力之外。此外，福柯的话或许对我不无影响。他曾梦想着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用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

　　对我来说，中国传统美学最值得欣赏之处，也就是它的最主要的当代意义在于，它为我们的心灵提供了诗意的栖居之地。此外，它也为我们超越西方的现代化，标出了某种路向。

　　虽然我欣赏自己的解读方式，但更尊重别人的解读方式。因为我理解，“危险的错误仅仅在于有限目光的排他性”。这是当代德国比较文化与哲学学会主席R．A．马尔的一句名言。我愿用这句话和读者共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