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老是我心向往之的知识老人之一，我活到现在有许多遗憾，其中之一是没有尽早与卫老结识，既结识又没有抓紧交往，少受了多少精神濡养，成为终生遗恨。如今读着他的书信，这种憾恨有增无已。晋人庾道季说：廉颇、蔺相如虽然是古人，千载之下犹使人感到凛凛有生气。我现在读着卫老的书信，他谦和幽默的长者气态，一下子浮现在眼前，宛如面对其人。

　　大约有近30年时间，卫老是被剥夺了通信权的，或者说可以写信，但一写就会招来祸殃。所以他基本是从1979年即古稀以后才写信的，他在衰年写了六七百封信，由于写信之勤，我们通读这些信，即使不读他的日记，也可寻索出他最后二十五六年的生活轨迹和大致行踪，什么时候去临汾?会见了哪些人?什么时候去了太原?做了哪几件事?哪年哪月哪日回的景村?住了几天?由于什么机缘，结识了哪一个人?哪个月谁来索字?他什么时间给写好寄去的?每次的个展怎样筹备的?他哪些日子感冒?哪些日子做白内障手术住院?等等等等，都可以从这些书信中考索得清清楚楚。

　　卫老写信之勤，说明着他对亲戚朋友的尊重和爱。收到一个贺年片要回一封信；从亲朋处归来打招呼要写信；由于心系亲朋，所以总是不断写信问候他们，并把自己的平居状况报告给他们。他心里总装着朋友，和他比较，我们比他年轻，比他精力好，却老爷一样的矜懒。我自己常常是受了朋友极大的恩惠，虽也心存感激，但既不会口头表达谢意，又懒于写信表示，无形中造成人情的冰冷。读卫老的信使我感到无比惭愧。“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在许多人只是嘴上说说的愿望罢了，而卫老实实在在躬行了这种古贤倡导的美德。谁替他做了一点事，他总是记在心中，不忘感激，不忘报答。

　　最近，我的一个同事向我说到他前两年上京办事时，当时已92岁的启功老人雨天上门去看他的情境；卫老平时的作派与启功老如出一辙，我们在他的信中能见到许多他枉驾上门会见年轻人的记载。老辈文人这种谦诚虚怀的作风，现在是越来越看不到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富于魅力的风度，一种精神内充的表现，我愿意踵其前武，厌弃拿板做势，终生尊重别人，包括晚辈的朋友。

　　一般人到了耄耋之年，唯一重视的就是自我珍摄，心如止水，万事不关于心，而卫老却始终保持着关怀人类、热爱祖国、拥抱艺术、正气凛然的颇似热血青年的心态。一看到书坛上的邪风，他便会洋溢起一种战斗的激情和雄心。看到霸权国家口称民主和平，却颐指气使任意践踏弱国，卫老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多次向朋友说他信奉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是无奈的激愤。他在近十封信中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人类社会进化，已从文明社会到了‘动物世界’，弱肉强食，狮虎不会自我批评，检讨认错，更不会召集丰狐纹豹兽类大会，成立法庭，公审罪犯。”“看国际风云，达尔文主义不易推倒，安理维和，很像正人作风，却都在竞军备。地震谁也不知道，但地球终有一天会遇到彗星，或不遇而自崩毁，只怪万物之灵，不能怨上帝。”在20多年里，他从《参考消息》等报刊上剪贴了几十本资料，准备写一本挞伐日本军国主义的书，只可惜天不假年，未酬遗愿。这种到老都胸笼寰宇的襟怀，世人中能有几人!

　　卫老书信可以作为人格教科书和道德教科书来读，当说到他的体力尚好时，他真诚地说：“感谢‘劳教’对我的恩赐!逆境比顺境有益得多!”他晚年虽声闻很高，但却很淡泊，很低调，世俗人很为卫老惋惜，其实世俗人很难进入卫老的精神境界，不可能理解卫老。卫老一生折心《庄子》，《庄子·秋水篇》中写，惠施为梁相，听说庄子要来梁，惟恐夺了他的位置。庄子说，鸱枭嘴里叼一块腐烂的老鼠肉，空中飞来一只凤凰，鸱枭惟恐凤凰抢了它的腐肉，望着凤凰，嘴里发出“吓!”的威胁声，哪里知道凤凰是非练食不食，非醴泉不饮呢!卫老的志向很像庄子。在1994年的一封信中很郑重地写道：“我有一句称心话：无名是福!”1999年5月他在给一个学生的信中说：“钉子是谁也免不了的，可以受到鼓舞，处顺境常使人退步。没有刺激性战斗不起来。”这些从苦难人生中凝铸的哲言，非常精警，简直是金是玉，可以使我们受用无穷。

　　作为书家，卫老把艺术看得非常神圣，他乐于用自己的作品给人们以精神滋养，而从未想以之招邀名利，这除了他平时磊落的作为，在书信中有着充分的、实际的表现，他这种风范对书坛趋名逐利之风，不啻扫氛除尘的细雨。我们都应当接受这种雨露的沾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