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傍晚，刚一下楼，收到范笑我兄发来“张中行逝世”的短信。抬头望望天空，灰沉沉的。一早起来，我赶忙去信箱取出报纸，想看看有关文字。报上称张先生是“文学家、哲学家、国学家”， 我想，在我印象中张先生是一个可爱的老人，进一步说，一位文化老人。

　　故人逝去，难免惆怅。对于一位97岁老人的离去，可能惆怅大于悲痛。惆怅之余便会思念往昔与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

　　我很庆幸在我少年的时代，带着一身泥土气息能见到诸多文化老人。我向往文化，也向往我喜爱的文化名人，这对我是不能脱俗的。遗憾的是昔日见到名人的那种喜悦心情已渐渐远去。

　　我常戏称自己还“勒到过黄鳝的尾巴”，听老人谈吐，从那些老人的身上会感受到的文化“余香”，仿佛品读那线装旧书。我曾说，要是在旧时，哪怕民国，那么多的文人，那样的氛围，我怎样地愚钝恐怕也会被“熏”成个文化人了。

　　张先生无疑是一位极有魅力的文化老人。有一张微长的国字脸，棱角分明，加上那双总是微微眯着的眼，单眼皮，可以想象青年“余永泽”的时尚小书生模样。对于“余永泽”问题，张先生极是坦然，他说，那是文学。淡淡的一句，让我们这些外人那么多的神秘、猜疑都化解了。对于老人来说，那就是一片过眼的云烟。

　　张先生平实厚道，内心里却爱憎分明。他不像许多的文化名人被“俗世”污染，变得中庸。他是个明明白白的人——能“明白”而坚守着明白其实并不容易。张先生说他最敬佩的文人是吴祖光。又说：近代文人恐怕谁也不会像胡适之那样得享大名了。胡先生做的学问，开一代风气。

　　我与张先生通问约在１99３年之初。夏天，我和朋友一同去燕园造访，印象最深的是老夫人养了一屋的猫。那天，张先生取出一瓶红酒，下楼请我们吃饭，说：“现在我的稿费不低，请朋友吃饭没问题。”谈起吃，我又想起张先生关于吃的经典的话来。先生迁到马甸，我去新居造访。先生又要请客，说楼下附近就有一个小餐馆。上回启功先生来就在那请的他。吃饭，要看怎么吃，眼吃，那得上顺峰、大三元；嘴吃，楼下就挺好！

　　某次，与出版社同事去马甸约稿，张先生那时已不太写作，他说成天想睡。同事是一位清秀机灵的小姑娘，嘴巴特甜，张先生竟热情地把合同签了。小姑娘要和张先生合影，老人拉着小姑娘，轻轻地摩挲着，显得十分安详。张老很喜欢和年轻人交往，他的晚年突然显名文坛，有人说他“晚年明星”。 我想，他所以“暴得大名”，与他有一批年轻的读者分不开。

　　先生晚年曾有江南之行。他说，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到江南了。我说，很方便，一飞就过去了。先生笑着说：“哦，飞机可不敢坐，掉下来几乎没生还可能。”当时，我还暗暗发笑，80多岁的老人了，还这么怕死。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老人真是一个极其热爱生命的人。他曾对记者说：“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他曾在《顺生论》中谈到：人类乐生，把可生“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人类畏死，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

　　张先生是个痴情的人，痴于爱情也痴于文化。先生爱收藏名绘书法和旧砚，尤爱闺秀书法。每次造访，先生总会取出几件藏品，一同品赏。过去曾在冷肆几块钱买到一件王铎条幅。王铎是大家，听说他作书，两个人将纸悬空扯着，他提草饱蘸浓墨悬腕疾书，八尺、丈二屏条一气呵成。谈到近代书家，张先生说，曾与叶遐庵论书。叶说：当然沈。沈寐叟真好。由沈而谈起王蘧常，也谈到了吴藕汀。张先生说：“吴藕汀那可是大家！”

　　张先生说自己不擅书，但却很喜欢写字。我也曾好几次请他写字，多是为朋友代求，惟一的一件《戴本孝诗轴》至今还挂在我的画室。后来，看先生那么小的书房，书案上堆满了书，真不知他是如何作书，所以，再也未敢让先生劳顿挥毫了。

　　过几天，3月2日，先生的吊唁仪式将在八宝山举行，我与崔自默兄相约同往。灯下，独自写下这些零星的往事，聊寄怀思！    

　　2006年2月25日于北京万科星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