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35版）

　　自此，冯远开始了他作为知青画家的经历，画宣传画，出墙报稿，参加美术创作组，直到借调沈阳军区搞创作。所画题材也由知青生活、劳动场面，扩大到军民共建，保家卫国。因为“成分”，一个个机会擦肩而过，失之交臂，可绘画还是把希望给了他，把一个大的方向和归宿明确无误地告诉了他。

　　他曾寻求考学，先后报考过两所高校，专业通过了却被拒之门外，原因还是“成分”，直到父亲摘去“右派”帽子。可惜这时他也年龄偏大了，恐怕此生很难再有上大学的机会了。

　　求学

　　我在中国文联大楼冯远办公室里完成了这次采访。电话铃声不断，房间里人来人往，他之繁忙可想而知。这也决定了他必须以极快的节奏说话、做事，分秒必争，频率极快，话题转换极快，三言两语，高度概括。我希望墙上的挂钟能够停止转动。我握笔的手已自颤抖。我坚持把话题一再地拉回北大荒、知青点。虽然迄今为止并未见冯远倾心于知青题材，但我坚信他作为艺术家的杰出作为必定与那片沃土有关。商界创业有“第一桶金”之说。同理，艺术家之起步也需要有“第一把火”，是激情之火、理想之火。在北大荒特定的环境下，这火非同一般，催人奋进。冯远的优秀显而易见，自小受益于大上海、黄浦江，有大城市、大工业给予的心性宽广。而黑土地则给了他厚重、坚定，赋予他吃苦耐劳之秉性，目睹战友长眠于白山黑水；感受过群狼嚎夜破墙穿屋般的惊恐；经历了雨下着、泪流着，在泪雨交融中体会刻骨铭心的思念之痛、思乡之苦……那么，苦其心志的结果便是他后来的励志苦修。出类拔萃固然靠才华，也不能或缺了精神支撑、精神顽强，一如女强人吴仪所言，人前的潇洒是用人后的艰辛劳动换来的。官场是一种铺张，若要有所作为就不能吝惜时间和精力。而绘画则是永无休止的学习过程，同样需要大量的时间投入和精神集中。面对双重压力，必得训练有素。

　　我读冯远的作品，读出两个词、4个字，一是“激情”；二是“感动”。他声称自己是农民出身，以其最初的起点——农民，引为自豪。正是北大荒使他成为大地的儿子，并由此展开其作为艺术家的漫漫之旅。

　　告别北大荒的日子到底还是来临了。

　　1977年秋天，他回上海休假期间到美术馆观看画展，改革开放后的首个国际性展览在这里举办，叫“法国19世纪农村风情展”。一位熟悉的美术编辑介绍他认识了方增先。随后，他还真就找到门上去了。带着各种发表的作品，自己满意的习作等，请先生指教。方先生看过之后问道：“你怎么不上学呀？”冯远回答说年龄大了，机会错过了。方先生说：“你可以考研呀。”什么叫考研？他不懂。方先生解释说，考研就是报考研究生。研究生比大学高两年。方先生鼓励他说，你报考浙江美院吧，回去抓紧时间复习，学校这边我试着推荐。咱们一起努力争取吧。

　　一次偶然相遇给冯远的人生带来重大转机。当时，考研过程已经在进行中了，初试已经结束了，冯远需中途插队。一个初中毕业生，越过高中和大学，直接报考研究生，报考国画专业。而此前他连什么是中国画还不清楚，以往所画无非插图、油画、宣传画，从来没有碰过宣纸，只好临阵磨枪，买了一些国画印刷品临摹、自学。

　　也许方先生不过鼓励一下。没想到他还真去努力争取，院方准予破格应试。学校规定成绩必须是5才有望破格，而冯远只考了4+，毕竟时间太急、专业底子太薄。方先生一面坚持说服学校，人才难得；一面做好两手准备，叮嘱冯远继续复习，不要泄气，准备明年继续报考。

　　最终，院方和方先生的努力没有白费，1978年底，通知书下来了。没有想到被大学拒之门外却意外地碰上考研；没有想到已经开课半年了，还能接到录取通知书；没有想到导师指路，改写了一生的命运；没有想到通过业余习画，有幸推开了求学最高美术殿堂之门；没有想到若干年之后，曾经拒绝了他及破格录取了他的学校，会在他所在的艺术教育司管辖范围之内，与校长们坐在一起话说当年，无不感慨系之——回首往事，冯远深情地同我说过这样一段话：“在兵团劳动时，我是一个弱者。靠什么战胜种种困难？靠了老农垦的帮助，周围全是关爱和善良，人的心地像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一样宽广。后来，在上海偶遇方先生，在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圆了大学梦，由农民底子一跃而成为研究生，后来的一切全都发生在这个基点上。我能有今天的历练和进步，纯属‘众生渡我’。反过来，能否做到我渡众生？尽其所能地为社会、为国家做点什么？内心不可能没有这样的压力。”

　　他说：“归根结底，我们个人命运的改变发生在民族命运改变的大背景下。我们这代人何其有幸，赶上一个伟大的时代，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全面振兴，大有用武之地。社会进步带来各种机会、各种可能性。问题在于你怎样利用这些机会。一个受党教育多年、为人民养育多年、又承担一定公职的人，理应把主要精力用于回报社会，力争对社会的进步有所推动。一个成熟的艺术家，只有把个人的艺术创造同社会进步融为一体，他的人生才有价值，他的作品才有意义。”

　　他说：“知青经历使我有机会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经历艰难困苦，自食其力。逐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形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当你能用所学知识为社会进步尽一分力量时，会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充实感，精神境界会得以升华并在你的作品中有所体现。当年所经历的曲折、艰辛很自然地转化为精神财富，倍加珍惜自己的岗位、职业及方方面面的信任、嘱托，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不负这个时代和人民。”

　　

　　两副担子

　　16岁离开上海下放边疆。26岁柳暗花明求学于浙江美院，于西子湖畔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他称之为“恶补”——补习文化课，高中及大学方面的有关课程，补习文史哲；补习美术方面的基础知识，基础技能和专业理论。尤其中国画，基本上还是一张白纸，要学的知识太多了；补习中外美术史，要读的相关书籍太多了。还要补外语，学习古典文学、古典诗词……每天清晨起来沿着西湖跑一圈，背诵唐诗宋词，外语单词。他称这段时间为“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因其充实、紧张，分秒必争，用一年半时间完成了必修课程。绘画实践也由业余水平向专业水准过渡，由懵懵懂懂，一知半解到思路清晰，目标明确，可以驾驭大型题材，毕业创作《秦隶筑城图》入选全国青年大展，获评银奖。

　　实现这次采访前，我曾在许多场合近距离地观察冯远，欣赏其安详沉静。在中国美术馆馆长任上时，一次大型展览，他将重要来宾一一安排主席台就坐，安排他们剪彩，我看到他自始至终站立一旁，甘当配角。通常，重要的工作环节总是在幕后完成，大幕一经拉开，戏要靠大伙来唱。

　　采访中，我又看到了他性格中的另一面。他是特定时期涌现出的新人，集管理才能与创作才能于一身，在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里施展才华，且均有建树。

　　他曾写道：“世事纷扰，要保持一种寻常、中正、平和的心境，于中国画家来说何其重要又何其不易。读书以补艺，写字作画以养气。体悟人生，丹青写人，体现人格精神，体味一种东方情致——在我则是最好的修炼。化解人境嘈杂，营造纯净淡远的氛围，保持理想中的一方净土。摒弃虚妄，不谋技显，非刻意追求，又非漫不经心，而以从容丰厚的笔墨、色彩、语言将我对中国艺术精神和文化意境的品味、把握形诸于笔端绢素，捕捉那充盈于思想的、文化的、历史的、寓形体表象内中的中国精神气度和神韵气息。”

　　他把艺术创作当作人生修炼，虽身居高位而不失平常之心，我能明显感受到他的平民情结与生活固守——真挚、诚恳、踏实、勤奋、与人为善，并将这些美德贯彻到作品中。

　　他所从事的专业和管理工作不无矛盾，作品取材与风格也趋向两极：古代和现代；严肃和浪漫；大作与小品；南国与北方；雄肆与旖旎……他曾写道：“供职之余，我每年要求自己完成一两幅大画，表达我思我想，所求所冀。我于研读笔记种种，现代理论书刊外，也常浏览传统中国文学，艺术理论读本。中国古典文论、历代曲赋诗词、散文之隽永醇美，每引我入胜而吟咏流连，一唱三叹。以读书带创作，断断续续积攒了百余幅不同风格的作品。在这批画作中，既有力求表达我心仪神往的奇恣纵肆、沉雄豪迈之激情的大幅力作，也有一反时风诡谲，不受佯狂戏玩影响的小幅画稿。诗词画意，弥漫浸润笔端，取色彩与造型之兼得。既有奔放激越的气势写照，也有平和委婉，纯净之气的抒写。宁和澄明，蕴藉含蓄，鲜明而又不失雍容靜逸之趣。我觉得，无论是对静逸之趣的追求，还是努力表现中国文化致博大、尽精微的理性精神，都是为了实现我对艺术精神更为丰富、完整的理解和认识。”

　　冯远作品以其多样性，以其风格鲜明著称。

　　比如“罗汉系列”。冯远有意取法张扬，狂放，野重恣肆，似乎有意背离浙派笔墨的主流倾向，尝试不拘一格，释放自我。从创作年代上看，他当时正处在深入研究古法，有意开辟新路的阶段。工作一帆风顺，事业节节攀高，创作富于激情。他仍旧清晨即起，跑步于西湖岸边，学习、锻炼两不误。西湖太平静了，很难想象会有那么多的历史典故、风云人物掩映于湖光山色中。对知识如饥似渴地“恶补”，其结果便是一天天走进历史深处，接触许多未知领域，包括宗教入画，始有“罗汉系列”。

　　又比如《虚拟都市病症》，创作于2003年，以16个面部表情特写描绘现代人性的另一面，黑白分明，视觉强烈，依次展开如同面具般的“尊容”，或满脸伪善，贪娈奸诈；或焦虑浮躁，萎靡不振；或谄媚侍宠，自欺欺人；或妄自尊大，骄奢淫逸……如此种种，何曾“虚拟”？无一不是生活中的真实。这是一群人到中年的成功者，却无一例外地在精神上走向反面。任何时代进步总是要以相应的代价换取，并以此警示后人。难得冯远以一反常态的批判现实主义理念，用犀利的画笔揭示出生活中的另一面，把人性之消极面暴露在阳光下。中华文明在其发展进步的同时，遭遇种种侵蚀竟至于沉渣泛起，已到了必须当头棒喝的程度，到了由总书记出面提倡“八荣八耻”的程度。重建文明根性已刻不容缓。

　　艺术作品的教化功能客观存在。艺术家之于社会生活理应具有前瞻性、预见性，并以其作品进行干预。《虚拟都市病症》便是一个范例。

　　多样选择

　　冯远的创作实践可贵在有感而发，是其生活理念的真实写照，紧随时代，爱憎分明。作品既有对都市病态的辛辣批判，更有对人生大美的着力肯定。

　　2002年秋天，国家领导人参加庆祝西藏解放50周年庆典，冯远随团前往，除大型庆典、官方活动外，他也随文艺团体深入基层慰问演出，出入毡包，走过草地，同藏牧民群众有所接触。虽不过浮光掠影，却唤起创作激情，据此创作了《苍生》系列及后来的大型主题性力作《圣山远眺》。

　　《圣山远眺》作于2004年，尺幅215×500cm，通过一群藏牧民汉子的群像刻划，再现了一个草原民族的精神写照，强悍、坚毅、达观，不屈不挠，他们策马立缰，目视远方，一个个饱经风霜，犹若出征的勇士一般，高头大马，如塑如雕，活画出一个古老民族的新生和希望。联想到时下社会的某些病态，都市生活中糜风蔓延，价值沦丧，未被污染之草原不失为清凉剂，雪山欲呼唤精神美。大自然与多民族为艺术家的创作实践提供了多样性选择。难得冯远能以其响遏行云般的笔触揽天山之胜，以期激浊扬清，彪炳中华大美。

　　《苍生》别出心裁地选择几位青年藏民作为描写对象，而非历经沧桑的老年人。他们身着藏袍，若有所思，虽年纪轻轻却已面带晓霜晨露，似见刀劈斧凿。作品着力刻划他们的面部，一脸的真挚纯朴中不无沉静，大而有神的眸子投过有力的逼视。显然，他们面对的已不再仅仅是草原牧场和雪域圣山，时代大潮、社会变迁也一样会波及他们的生活，带去冲击和困惑。藏袍可抵御风寒。抵御精神困惑则需依靠宗教。草原文明由雪山和宗教构成互补，构成精神屏障以保障游牧民族的生生不息，美德天成。

　　无论《苍生》还是《圣山远眺》，冯远之于笔墨均为大刀阔斧，野重黑厚，几乎完全不顾他的浙派底子，也意在打破学院派的某些既成束缚，听凭内心情感走近描写对象，倾吐至诚无碍的真切感受。

　　（下转第3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