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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年6月13日晚6时半，美国普吉湾大学艺术系教授洪再新先生将在中国美院学术报告厅作题为《“中国话语”的自我批判》的学术讲座。现将该讲座的提要刊载于下，以飨读者。    

　　如何跳出被后现代主义抨击最甚的“西方中心”的怪圈，富有启示性的途径，莫过于认识中国书法在现当代世界艺术中的视象。譬如，长期被视为“道”之象征的中国山水画，随着人们对“道”的现代阐释，按照詹姆斯·埃尔金斯（James Elkins)《西方艺术史中的中国山水画》一书的看法，逐渐已沦为“西方艺术史的一个或一系列案例”。这咄咄逼人的“话语霸权”在西方中国艺术史界虽未形成气候，但已引起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同仁的关注，在国内译介出版。相形之下，书法作为“中国话语”的典范之一，在日益全球化的文化态势中以自我批判的形式保持了原创的品质，并体现出学术和创作之间的内在张力。

　　本讲座旨在通过中国书法对由日本转译欧洲近代的“美术”观念的抗衡与批判，展示它在国内外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中的原创性。环视国内，书法的最闪光处见于中国美术学院历年的课程与系科设置，由碑学金石为先导，针砭帖学，复兴国画，挑战具象派，尤以对抗全盘苏化（如“契斯恰克夫素描体系”）为己任，扭转并引导全国美术创作教育的大格局，形成中国传统书画与前卫运动的重镇。纵览天下，“碑学运动”亦泽被东瀛、欧美，包括中村不折的北碑书风，美国先锋派马克·托比（Mark Tobey）的流动意象，芝加哥大学教授德里斯珂（Lucy Driscoll）的第一部英文专著《书有风格》（1935），诸如此类，直到与“文革”以后国内外艺术家的全面融通，王冬龄的“灵山”，吴山专的“红色幽默”、邱志杰的“千遍《兰亭》”、谷文达的“联合国”与“唐诗·碑林”……均源自于对书法元话语的研究、批判和共同超越。这种从内到外，由外及里的“中国话语”批判，揭示了中国书法之所以能自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种种奥秘。（本文作者系美国普吉湾大学艺术系教授、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