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工艺美术”泛指多种形式的传统工艺加工制作手法。作为物质精神文化的表现形式，工艺美术在远古时代短暂经历了艺术手段依附于使用价值而存在的初始阶段。

　　从历年出土的大量器物中我们看到，远隔东、西的余姚河姆渡文化与陕西半坡文化都呈现出实用性为主，装饰性为辅的共存特性，并未因地域的差距而不同。在当时“群居”、“共有”的人类社会背景下，器皿的制作者往往就是使用者，物品本身更不存在贵贱等级之分。稍事雕琢美化仅仅是出自远古先民自身的审美需求。

　　这一特性延续至商、周、秦、汉阶级社会产生的过程中，逐步向两个方向分离。其一、以皇室贵族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层强征并奴役着大批宫廷“艺匠”为他们的生存、娱乐直至殉葬从事着繁琐艰巨的手工艺制作劳动。他们运用精湛的祖传绝艺，创作了大量的“金银铜器、玉器、雕塑”等闪耀着智慧结晶的贡奉精品。其二、以“民间艺人”为主流的社会力量，则将工艺美赋予人类生存的各个领域，衣、食、住、行无所不有，涉及的行业门类繁多，题材的取向宽广而博大，表现的手法多彩而丰富。及至唐宋年间，除了贵族、商、贾仍把持着金银器、青铜器、玉器、漆器的享用之外，江南的青瓷器、四川的纺织、染绣及大量的竹、木、石器都随着社会需求的发展及劳动生产力的改善，逐步取代着原始粗糙的陶器、麻编而大范围地进入中低层社会生活的使用中，初步达到了所谓“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常规普及状态。社会进步的同时，民间工艺则依附于日益增多的物质品类为载体快速地发展起来。

　　本文的宗旨并非要俯瞰民俗的全貌，而是以图简要描述民俗工艺起源的背景。笔者更多的是要关注讨论那些具有普遍意义、并最直接代表了民俗工艺“起源状态”民间群体的创作心路。在飞速发展的社会进程中，是她们的观念、意识滞后落伍了吗？还是她们的内心世界还保留着什么？期盼、等候着什么？

　　正是带着这种探秘释疑的困惑，我们与陕西千阳的民俗布艺不期而遇。

　　与前文提到的那样。陕西民俗布艺的创作群体并非科班出身的工艺美术业内行家、艺人，也非世代相传的民间艺匠,“主创人员”大多是民风纯朴的山野乡民,技巧的体现更多的是出自民间妇女的“女红绣谱”。她们生性憨厚，文化低浅，不善辞令,她们的创作题材，表现手法未能用高深的艺术理论去阐述。如果你与她们讨论布艺的创作构思或是设计理念,大约你会得不到满意的回应,但是当你凝视着她们那意态谦和、气象温存的面容时，相信你能读懂她们的内心世界。停匀妥贴、明资雅度、敦厚拙朴却不泛灵气，气格高古且不事雕琢。她们慈柔的目光和宽厚的憨笑中，我们会很快地溶入她们的内心世界，我们理解了她们的期盼、她们的愿望。

　　在她们祈求家人平安、婚姻美满、儿孙满堂、家业兴旺发达、来年庄禾丰收的良好期盼中，你尽可以去领悟、去拓展、去延伸,这将是她们永恒不变的主题。

　　民俗工艺不同于文学与绘画，由于它受到实用功能及制作条件的制约，往往难以直接描绘事物的本身，而是通过人们的爱好、情趣、风俗习惯，以拟人、夸张的手法把握和反映现实生活，因此它更多的是反映了题材的通俗性和手工艺制作群体的广泛参与性。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每时每刻都接受着民俗工艺的艺术熏陶。

　　通常情况下，人们会程式化地将品貌繁杂，风格各异的民俗工艺群分为实用工艺品及装饰性工艺品两大类别。而事实上我们却看到千阳布艺的制作者已有意无意地跨越了“实用为先”的低级标准，突破了“物唯以用”的世俗樊篱。部分组合作品呈现的感观效果竟相似与当代“前卫艺术”所具有的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惊叹之余，我们为她们击掌叫好。由此，笔者或以为，经创作群体融入了内心的激情，注入了大量的“民俗元素”和附加了多种工艺制作手法之后的“家什器物”已脱胎换骨。它们已被赋予心灵寄托的神圣内涵而纯正地归入民俗工艺系列的范畴之中。已失去“硬性划分”其功能作用的必要。换言之，即便明明白白一双布鞋或一只灯笼，当制作者赋予其“鸳鸯鞋”、“长寿鞋”或是“五福灯”、“长明灯”的寓意，抑或寄托了“五谷丰登”、“喜庆光明”的期望，并加以刻意的装饰之后，我们的眼前摆放着的将不再单纯的只是一双仅供御寒穿用的布鞋或是能照明取亮的灯笼。因此，林林总总的居家百物已仅仅是形制的不同或表现手法，用材配制的差异，我们在此将忽略它们原有的穿、用、摆、挂用途，如同人们不会去关心雕塑作品所用的泥料材质一样。我们所要关注、讨论的是它折射出的民族文化、民俗意愿，因为它们所被赋予的精神实质都是相同的。

　　调整了视角后，使得我们在观赏、评判这些闪烁着民俗文化光芒、凝聚着创作者勤劳智慧、体现出人们美好心愿和期盼的民俗工艺品的时候，尽可以模糊地隐去“这是什么？那是什么”的寻根究底。我们无需去关心它们的实际用途，我们所关心的是纯朴乡民们世世代代所期望表达出的民族的心声。我们对民俗工艺所体现的内涵在深层的理解上将会寻找到一片广阔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