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书法这个概念，据说过去没有，是个新鲜事物。既然是新鲜事物，那就要琢磨一下这个称谓的来历。某次，给别人写了几副字，正摆在客厅晾干，门被敲响，进来几个书法界的朋友。真是一个好机会，当即诚恳地请他们现场点评，辅导。他们夸奖说：“挺好”，“有悟性”。实际上我心里太清楚我自己的半斤八两，充其量也就是个爱写几下毛笔字的发烧友而已，更清楚行家们仅仅是出自礼貌和怜悯，才表扬我的。不过无论真表扬还是假表扬，都是让人高兴的事，因为我始终坚信：吹捧使人进步。于是我继续问行家们，我这么写下去，有没有前途？他们的回答是肯定的，并总结我的特点说：“文人书法嘛。”

　　后来，多次与其他的一些爱写毛笔字的作家、教师、记者等交流闲聊时，他们说他们的字也被行家们称作“文人书法”。由此可见，文人书法这个称呼，并非出自文人本身，而是出自正宗的书法家之口。很显然，文人书法，属于正规军对于游击队的称谓，目的是不让游击队过于尴尬。再往白里说，所谓文人书法，是指非书法家协会会员的，书法从业人员之外的，多少有点文化影响的人，所写的毛笔字。

　　而历史上却不是这样。历史上凡被称作书法家的人，首先，一定是文人，或者说，是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人。换句话讲，只有在文化造诣方面特别出众，人们才有兴趣驻足，品味他们的字，越品味越有味道，随之将他们请进书法家的殿堂，以供后人朝拜与临摹。看来，历史上被称作书法而流传后世的东西，其最初，并非它们很书法，而是因为它们很文章。一句话，多半的书法，甚至全部的书法，都是由于书写内容的经典，值得传播而传世下来。王羲之为什么被称作书圣？《兰亭序》为什么被称为中华第一帖？首先，兰亭序本身，即是高格卓绝、品貌旖旎的美妙文章。其中的“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业已成为不朽的中华成语；至于“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更是中国人对于相对论的最早的理解，并且诗意地表达出来。人们在不断诵读兰亭时，发觉兰亭的字也照样是高格卓绝、品貌旖旎。就是说，《兰亭序》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内容与形式完美于一体的非凡瑰宝，并且，首先是在文学史上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于是过去了几百年后，到了天才辈出的唐朝，书圣，这个书法行当里至高无上的技术职称，就归于王羲之了。假如王羲之，所写的内容不是他自己的创造，而是别人的，比如他书写的是屈原的《离骚》，或是曹植的《洛神赋》，他就是写得再怎么落英缤纷、流风回雪，哪怕在事实上真的达到了中国书法圣人的境界，书圣这一名号，大概也不会给他的。可见书法，历来不是孤立的艺术；孤立地写字，抓起笔就是“远上寒山石径斜”、“明月几时有”，或者一辈子主攻龙、虎、剑、寿、神、气等几个有限的汉字，可能写得非常好看，但还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苏东坡。我想，黄庭坚的字，米芾的字，欧阳询的字，甚至距离我们最近的于右任的字，或许还比苏轼要好些，至少在某些局部方面要好些。但是，尽管如此，他们都压根不能跟苏轼相提并论。立体的苏轼，令后世所有的作家、书家，以及绝对多数的文化人，无不心仪向往、高山仰止。因为没有哪个作家、书家、文化人有苏轼那样辽阔的境界、博大的修养、浩淼的趣味。更没有苏轼那样的经历。有一家史学观点认为，中国文化的真正高峰，在宋而不在唐，大概正与宋代出现了苏轼这样不可复制的文化伟人有关。就苏轼个人而言，他的荣辱沉浮，是与一个王朝的兴衰变迁紧密连在一起的，与他所同生时代的民众的欢乐与悲伤连在一起的。他简直是他那个时代的气象台。他提起毛笔，不是要赋诗填词写书法，而是要抒发他的情怀，表达他对人生与世界的看法。是的，人生就是表态，并在表态之后付诸实践。苏轼写过一首《石苍舒醉墨堂》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君与此艺亦云至，堆墙败笔如山丘。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胡为议论独见假？只字片纸皆藏收。”这仅仅是探讨书艺么？当然不是。

　　立体的苏轼，正如他自己描绘的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后人，不管做人还是吟诗为文，以及如何应对人生之顺逆，都能从苏轼身上获取极大的启示与营养。就算如此，我们所能得到的，也照例是苏轼的“只字片纸”——此目的甚至未必能够达到。对苏轼而言，做诗也罢，写字也好，不过是个“余事”。而历史发展到现代，所谓工业社会吧，人们的分工是越来越细了，于是便有了各种各样的文艺团体和协会。一个人拿着固定工资，衣食无忧，两耳不闻窗外事，清早起来就琢磨文章，或者操练书法，将“余事”完全变成了“正业”。这究竟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究竟对文学艺术的发展利弊如何？我是不敢妄言的。有记者问我：专业写作和业余写作哪个更好？我反问道：夫妻生活与红杏出墙哪个更吸引人？

　　当然，我丝毫没有鄙薄专业作家和专业书家的意思。事实上，专业书家的字，就是比吾们绝大多数“文人书法”要好，要好许多倍。我举王右军、苏东坡两位文化巨人为例，是否要说明只要文章写得好，字也就一定跟着好呢？不是的。不过在古人来讲，大抵是文章好了字也就相应的好，因为古人写文章用的就是毛笔。我们知道，要写出好文章，就必须写出大量的文字。量多了，质就可能引起飞跃。这里也仅仅只是一个“可能”，结果无非是两种，一种是写了很多文章，字也顺带着写好了；一种是文章多而字依旧平平。这里有一个关键，关键在于这个能把文章写好的人却未必同时也有把字写好的禀赋。杜甫的文章是没说的，“光焰万丈长”嘛，但是他的字呢？恕我孤陋寡闻，没见哪个书法史上提及他，但这丝毫不会动摇他的“诗圣”地位。不过我又想了，杜甫即便够不上书法家，想来他那字也不至于太差。

　　可见，就算你是个很了不起的诗人作家，字本身不怎么好，还是不能称作书法家的。同理，你的字纵然很好，可你不会写文章，就是能写却又写不出档次，在其他行当你也没有卓著的成就，那你的好字就很难为世所公认，常会被历史遗憾地埋没掉。春节时你到乡村转转，会发现不少的春联是相当好的，不乏书法家之品位。但是没有人承认那是书法家，因为有权颁发“书法家证书”的人，生活在大都市里，并且历来嫌贫爱富。讲述历史的人，只有在他们觉得你这个人确实应该提及时，才会“顺便”发现你的字，如果你的字不错，他们就想办法让你的字传世。历史就是这么“瞅红灭黑”，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后世的选家，大约跟既往的选家一样，只就“名人”的范围遴选。字再好，不是“名人”，他先就撇了。所以说，书法不能唯书法而书法，而是做人第一，做事第二，写字作文当在第三位最恰当。

　　我曾读过一个观点，说书法艺术是所有艺术里的最高境界的艺术。对此，我是断然不能认同的。我认为世间所有的艺术，都是平等的，互补的，不存在孰高孰下。中学老师讲课，一般都要强调他代的那门课，是所有课里的最重要。我们知道，这是胡说，这是由专业自恋派生出来的胡说八道。一个爱吼秦腔的人，在他的眼里，别说是书法艺术有多么伟大，就是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战争，在这个嗜好吼秦腔的人看来，也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因而也算不得什么艺术的。我们爱一件事，必定赋予这件事极大的意义。这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我们，不能就此去降格别人的爱好。“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书圣教导我们要培育一颗包容博爱的心。

　　传统的书法，内容与形式是血肉一体的，文人即可书法，书家也同擅文章，只存在一个哪方面更突出的评判。现代社会，由于书写工具的变更，书与文逐渐剥离开来。书家多半不够文人，文人多半作书难看，这恐怕是一个现实。文人书法的兴起，表明文人对于古典美学的怀念，是由民族复兴这一大背景诱发出来的。所以我认为，文人书法是能够成立的。你可以瞧它不起，认为它压根不是书法，但你不能忽视它的面积广大的客观存在。况且写文章，呕心沥血，穷尽思维，所换来的酬劳，实在羞于报出。更沮丧的是，写文章不能抄袭，重复自己也照样耻辱。而几幅字，一挥而就，重复地一挥而就，便可换来数千上万。简单的审美反倒值钱，文人们为何不也来刷他几笔呢！不刷白不刷。

　　书法作为特有的国粹之一种，被越来越多的国人所喜爱，是潮流所致。这现象看上去新鲜，其实是少见多怪。人类的创新能力其实是有限的，速度也不是太快。庐山的“美庐”别墅里，有一台冰箱，蒋介石与宋美龄使用过的，据说是中国最早的冰箱，距今快80年了。别说80年前，就是30年前，中国有几个人知道冰箱？如今，物质生活日益丰富，洋玩意儿遍地皆是，人们就要发腻，就会本能地目光收回，跑进祖宗的库房里翻箱倒柜。于是一个作家，一个教授，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或者一个人文情怀很浓厚的官员、一个仅仅觉得写几下毛笔字就很愉快的普通人，便展纸注墨，临帖习书了。正事之余，写几张毛笔字，好呀。至于能不能成为书法家，我觉得不想它为好。想也没用，因为，这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甚至从根本上讲，就不是我们活着的人说了算的。

　　我的结论是：无论现代文人的书法，还是现代书法家的书法，只能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的一部分作品，才算得上“文人书法”。比如鲁迅、李叔同、郭沫若、赵朴初、启功等，他们的某些毛笔字，具有双重的审美属性，即内容的独创、形式的别致。同样当过文化部长的大作家茅盾和王蒙，前者的毛笔字就是文人书法，而后者的毛笔字——你看了由不得捶胸顿足。我不知道中国当代作家里还有谁比王蒙更聪明的了，他似乎百科全书、无所不能。无所不能恰是反自然规律的，于是我们看见王蒙写出那么“别具一格”的毛笔字。

　　文人书法虽然“其兴也勃焉”，但要达到比较理想的境地，尚需时日。不过文人书法的爱好者们、发烧友们，也不必气馁，如果真想写出好字，真把写字当回事儿，除了认真地效颦先贤外，更应向同时代的书法家多讨教，把那原本属于自家的手艺，虔敬地请回来，请回多少是多少。自家有森林，却不会做木活，不能“产品深加工”，实在可惜。至于专业书法家们，要不要种植一片属于他们自家的树木？那我就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