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田的篆刻在雄浑豪放的中原书风的映照下，别有一种光风霁月的明净，这也许是他的作品从上世纪80年代起即在当代印坛引人注目的原因之一。他的篆刻取资广泛，从秦汉玺印到明清流派都有不同程度的涉猎，更接受晚清印坛“印外求印”的理念，采撷各种文字素材入印，作出可贵的尝试。他的刀法得源于黄士陵的生辣挺劲，徐无闻以“清雅峻洁”评之，可称是他印风的主流。

　　李刚田不是离经叛道式的艺术家，甚至也不是大破大立式的艺术家。他守传统、重功力，淳厚而典雅一以贯之。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深受传统文化的浸染，山川地域，天资性灵，赋予他情感的多重性。沉稳中含激情，典雅朴厚中见睿智，清刚犀利中寓蕴藉之致，见之于书法篆刻，见之于诗文。他回顾自己的艺术历程，1988年在“也曾霸悍”一印的边款中说：“学书三十年，终在质与妍、肆与文之间游曳不定。”也许这也与他的篆刻相符合。李刚田还坦言自己的创作道路、艺术风格并无刻意的自我追求，此种直白或许并不缺少求索者的共鸣，心灵的坦诚益见其人品的真实与厚重。

　　“游曳不定”是风格的权衡选择，也是理念的思考提炼，理性而热烈，尊崇传统经典而不愿墨守成规。这是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刻感悟，但也并非在全新的文化思潮前波澜不惊，在维护古典传统和求索新意间显示出的矛盾与无奈，见之于他十多年前的创作，流露其不足也蕴涵着生机。

　　但李刚田毕竟是善于继承出新的篆刻家，他近年新作迭出，在广泛借鉴篆刻艺术的形式，致力于近现代大家印风的分析研究后，他力求遗貌取神、化古为新来丰富创作。尽管他的努力未臻完善，形式的变化生发和流派的承传之迹并未踏雪无痕，但丰厚的积淀融合自我性灵的展现使表现手法精纯多变，呈现出清新的意境而别开生面。

　　李刚田创作中的理性思考，较多地显示在他对入印文字风格的探求上倾注心力。无论是艺术观念还是创作技巧，黄士陵对他影响巨大。黄士陵承继邓石如、赵之谦的余绪，扩大篆刻取资范围，卓然独立，为印坛开拓新境。孙慰祖先生归纳为“在平易正直中寓巧思，在光洁完整中求古穆”，并指出：“这种艺术效果的获得，首先得力于他将吉金文字与汉印文字及其布局规范有机地自然地统一于方寸之间，他并非纯粹，然而他将看似相违的文字体势调和得无迹可寻，达到了更高层次的纯粹……”（见《黄士陵印谱·序》）确实是精辟之论。赵之谦与黄士陵的努力，为当代印人提出了一个包括吉金文字在内的文字素材采撷入印，并力求经过消化达到与篆刻形式和谐统一的课题。对于这个被称为“印化”的课题，李刚田深得此中三昧：“篆书不经印化，而用之于印则乏金石意，纯用摹印篆又觉刻板少生气，兼而用之，合而化之，可兼得厚重灵动之美，然欲浑然天成则大难矣。”（见“旷朗无尘”印款）李刚田借助对入印文字极强的变通能力，不仅做到对同时代文字的“兼而用之”，且在黄士陵印风的启发下，大胆实践，打破时代界限，在严谨平实的汉印格局中有选择地糅合大篆体系的文字，“合而化之”，在统一和谐的基调中，凸现其独特体势，从而强化印面的虚实对比，产生平中见奇、静中寓动的艺术魅力。

　　李刚田对砖瓦古匋文字情有独钟，他认为虽“与说文有不合处，然其中奇趣野趣……取之有度，用之有道，自能化腐朽为神奇。”（见“国泰民安”印款）李刚田精于篆书，笔墨上的深厚修养是刀法表现力的基础。在笔墨和用刀两者的关系上，李刚田见解独到，他认为刀石是篆刻线条的具体形质，笔墨是审美感觉，篆刻艺术通过刀石表现笔墨韵味和金石气息。

　　在创作上他善于根据篆刻形式中不同的审美对象，调整镌刻效果，以显示各有侧重的气息和神韵，如金文的峻峭，铸印的端凝，玉印的清遒，封泥的古拙，砖文的朴厚等。李刚田说篆刻在其书法属性和工艺属性间走钢丝，走钢丝之要义， “度”也。

　　朱白文风格的完全融合是其印风成熟的标志之一。李刚田的白文面目成熟较早。他明净挺秀中寓刚健的白文印在二十世纪80年代印坛独树一帜。十多年来不断融和变化，他没有走向精工巧丽的极致，而是延伸光洁挺锐的风神，走向清刚浑朴的老到。

　　李刚田的朱文不乏佳制，但相对白文而言，似乎刀法变化略少，气势略逊，经营之迹略显。也许可以认为，李印的朱白文融合还有一箭之遥。他的白文则在果断肯定中溢出一种清逸之气，自然而灵动，在篆法与用刀的契合中蕴涵着新意，也许我们可以认为，李印程式的墙垣开始松动，他的创作将有一个更为开阔的自由天地。

　　（此文系《李刚田篆刻精选》序，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