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朴先生的主题性绘画，包括主题性风俗画或历史画，大致起始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不久后的20世纪40年代中期，它们典型地代表着中国老一辈革命文艺家坚持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积极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积极成果。这些文艺作品所体现的坦诚的服务意识、所体现时代特色之鲜明与原汁原味，从相隔了半个多世纪、已全然失去了如此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今天来看，很难想象它们还能在当下重新再造。对于今天，它们都应归属于“革命文物”，都是极其珍贵的“红色经典”。这里选择莫朴先生有代表性的二幅作品加以解读，以纪念莫朴先生逝世10周年，并与读者分享鉴赏之愉悦—— “红色经典”当然必须采用“红色经典”的解读方式，但我相信它未必会是乏味的，像今日习俗与偏见所认为的那样。

　　《清算》解读

　　莫朴1948年创作的主题性油画《清算》（90cm×116cm，中国美术馆藏），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作品，描绘的是中国农民在解放了的家乡土地上被发动起来也武装起来，直接地、面对面地同曾经剥削、欺压他们的地主老财作“清算”斗争。这是一场从经济与政治上体现农民彻底翻身解放的斗争，它在后来写入的中国现代史上就是所谓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其基本特色就是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性（扭转千年的封建土地关系或生产关系的尖锐斗争）与群众性（共产党领导并发动占农村绝大多数人口的各阶层农民联合起来的斗争）。《清算》可说是非常具体也非常准确地揭示了这场斗争的基本特色。

　　在《清算》中，作品的主题，作者的立场，以及主人公“清算”的对象，都清楚明白。

　　作品通过刻画代表两个阶级的两方主人公那种直接面对面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尤其是借助双方人物的肢体动势——包括第一农民直指到第一地主鼻子尖前的手势、第一农民为首组合的农民群体的前倾的压倒性动势，以及地主老财无可招架的后倾动势，把作品的革命性“清算”主题几乎是直接道出而体现得非常明确，作者站在革命的立场即翻身农民的立场也因此表现得非常鲜明；而作品所要“清算”的对象，也因这种戏剧化（或哑剧化）的肢体动势与直指手势而被直言不讳地描绘出来——这一点，人物动态造型的群体性与肢体动势的强悍力度，正是《清算》被人认为具有珂勒惠支表现主义风格的重要理由（典型的如珂氏著名的铜版组画《农民战争》之《反抗》）。而这一“清算”的对象，当然不该理解为仅仅就是画面上直接描绘出来的那一两个具体的地主阶级人物（其仅仅是图像表面的“能指”），而应该是中国千年来整个封建社会农村的土地关系或生产关系（这才是其图像内涵的“所指”）。这也正是作品在反映现实生活中的这场深刻革命进而揭示其所内涵的重大革命性意义之关键所在。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清算》的画面构图上，作者是将农民对地主面对面的群众性清算斗争场面处理在一道横贯画面的、有断口又显得逼仄的石墙（下端又似石阶）环境里。这里的图像“能指”可以有这样的寓意“所指”：石墙有了断口，意味着千年的封建土地关系已从此土崩瓦解——而在画面上，加入“清算”队伍的农民群众，也正是从此断口如同不可阻挡的潮水那样接连不断地奔涌而来（这里正是“清算”斗争的群众性的基本体现）；逼仄的环境，意味着正被清算的地主老财们，无论是已摔倒在地的还是身体向后倾斜的，均已毫无退路。作品由此把“清算”与被“清算”的双方在尖锐的阶级冲突对立中呈现出的性质、力量对比之悬殊（如群众性/孤立性、前进性/倒退性）与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也表达得充分有力而无可怀疑。显然，“清算”斗争实际上已成为第一次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翻身农民向昔日的统治者最后宣泄与倾诉自己的阶级义愤的终结申讨与示威。

　　关于《清算》，从绘画风格与美学范畴上应该厘定这样两个可能产生歧义的认识。第一，《清算》无疑借鉴了表现主义与某种象征风格的造型语言，但总体上仍未离开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作品所表达的革命现实意义是决不含糊的。第二，《清算》虽然直接表现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老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一个革命性群众性历史场景，但因缺乏历史画必须表现具体的（有名有姓的）历史人物与具体的历史事件这些关键要素，我只认同它是一幅当时革命现实题材的风俗画，而不是一幅历史画。

　　尽管《清算》不属于通常定义中的历史画，但它所反映的现实生活的力度，使它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恰恰正在于它的历史价值，因为现实生活终究也是作为社会历史的一部分来体现的。这也说明，绘画的历史价值并非仅仅是历史画的专利。《清算》创作于1948年，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反映老解放区土地改革题材最早也最成功的长篇小说——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也诞生在1948年。这证明了《清算》作者作为美术家对表现现实生活重大题材的敏感性与社会责任感并不亚于那些杰出的文学家。《清算》之后，同类题材的主题性绘画就数王式廓1959年创作的代表作《血衣》（素描）了。这幅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堪称现实主义“红色经典”的作品，也同样应列入革命风俗画的范畴，后者在绘画造型或素描技巧上也许优于前者，但是它的诞生要比《清算》晚了整整11年。

　　《南昌起义》解读

　　（与黎冰鸿《南昌起义》的比较研究）

　　《南昌起义》（178cm×256cm，油画）是一幅标准的历史画，它如实地描绘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历史事件“南昌起义”及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恽代英等历史人物。此画于1957年由莫朴为建军30周年美展而创作。由于作者在同年的“反右”运动中蒙冤，作品展出后即被打入冷宫，一时不知去向（后来才知道由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两年后的1959年，来自同一浙江美院的油画家黎冰鸿又再度创作绘制了一幅《南昌起义》（180cm×230cm，中国革命博物馆藏），它的尺寸长度要小些，因而也见方一些。

　　如果比较两幅作品的艺术风格，应该说各有所长。

　　相同的是：起义的五位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都相对集中地出现在画面的主要部位，并都以体现“党指挥枪”即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方式或实际情况，以周恩来为第一主人公，尤其是，周恩来的画面空间位置，还都被处理在画面宽度的0.618的黄金分割位置上。具体地说，在莫朴的《南昌起义》中，这一黄金分割正好是以周恩来呼口号而举起拳头的右手为基准位置；而在黎冰鸿的《南昌起义》中，0.618的分割位置差不多也是在周恩来的右手，只不过主人公举起的不是拳头，而是做讲演时自然伸出的右手手掌。

　　不同的是：黎冰鸿的油画《南昌起义》视角居左，起义军的集会地——江西大旅社的基本外观与环境画得具体明确（建筑的结构与透视表现也更加准确，这是后画者应该有的优势），但是光源选择了相对较弱的既有现场光——旅社外墙门框两盏壁灯的逆光照明，画面处于黎明破晓时分，具体瞬间则是起义官兵聚精会神地听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训话的一刻，这样的一刻当然有利于刻画人物严谨、冷峻的一面，但使画面总体感觉呈现静态，气氛不够热烈（尽管在画面中出现了更多的武器辎重，甚至还有战马）。而莫朴的油画《南昌起义》是在完全没有对方作品信息的情况下创作的，画面视角居右（黎冰鸿的作品显然为避免与莫朴作品的雷同而选择了相反的视角）；选择的画面瞬间是起义官兵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的带领下群情激昂、高呼口号的一刻，顿时红旗挥舞、枪支高举，画面总体呈现动荡感，气氛异常热烈。尤其是为了突出这种热烈气氛，以表现革命起义应有的狂飙突进式氛围，作者还超越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地采用了类似舞台强光照明的方法，并且显然继承了作者在此前创作《宣誓》中所采用的“低位用光又遮挡发光源的光线布局方法”（在《宣誓》中的这一光源是现实主义的，是来自应该实际存在的桌上的那盏油灯），造成画面有一道来自左方而直接照射于指挥台及画面主人公群体的强烈光线，画面的强烈光感与明暗反差就是这样造成的，而作品主人公的形象也是因此而被凸现出来。这里，似乎没有必要去探询这道强烈光照的现实主义的来源，而完全可以用现实主义结合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解释。

　　与黎冰鸿的油画《南昌起义》更为不同的，是莫朴在他的作品中对色彩的运用。不仅起义官兵的服饰有灰蓝色与黄绿色的区别（它们应该是有历史依据的），还有穿着军上装与脱了军上装从而显示白色衬衣的区别——在作品主要部位的指挥台一方的四大主人公，第一、第二主人公的周恩来与叶挺均为白色上衣，坐在椅子上的朱德是黄绿军装，站在偏后的贺龙则是灰蓝军装，构成四人服饰的差别与对比，尤其是周恩来与叶挺的服饰的白色，借助强光的照明而成为整个作品最明亮、最醒目的部位，从而有力地突出了画面最重要的人物。此外，画面中还借助作为起义军标志的红领带（与之呼应的是挥舞的红旗）的红色，构成了与白、黄、绿、蓝等服饰色的多重冷暖对比；而为了与白、黄、绿、蓝等服饰色形成呼应，则依次出现了桌布、地图以及背影人物轮廓边缘的亮部光效（均白色或接近白色）、旅社有照明的外墙（黄色）、一棵小树（绿色）与整个夜空的云天（蓝色）上。这些不同色相的运用，因为有整个画面大面积的前景、旅社建筑的暗部与各种物象的阴影所显示的黑色或浓重暗色，不仅构成了整个作品强烈的明暗对比，也成为这些不同色相的色的谐调剂。莫朴油画《南昌起义》如此丰富与协调的色彩表现与色彩造型，代表了莫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趋成熟的油画艺术技巧在主题性绘画创作上体现的最高成就；而如此借助强烈光照来表现的色彩造型，确实是包含着浪漫主义绘画风格的风采的。相比之下，黎冰鸿的《南昌起义》在油画色彩与光效的表现力上，尤其在起义官兵群体包括领导人物（一律不变而统一的完整的军装）的塑造上，由于严守其冷峻的现实主义而就显得要单调一些了。

　　莫朴对油画《南昌起义》的这些有特色的艺术处理，使它成为比较典型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在莫朴先生的所有主题性绘画中，《南昌起义》是正宗的革命历史画或军事历史画，但作者显然不是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冷眼旁观者来纯客观地目睹与表现这一历史事件的。莫朴自己就是一名红色共产党人，一名老布尔什维克，一名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的文艺工作者。读画时我觉得，作者在创作这件作品时，是把自己全身心地融入了起义主人公的命运中，仿佛自己也是这一伟大事件的亲历者，甚至就是奋勇在前的起义官兵之一。作者充分意识到这场在党的领导下“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的起义的全部意义；作者自我的情感投入，使他在创作中不是把起义仅仅当做一场“兵变”，强化其动荡之夜狂飙式武装暴动的火药味，更是把它当做广大被压迫被剥削人民从此扭转历史乾坤做自己命运主人的一场伟大革命来欢呼、一个走向胜利的“盛大节日”来讴歌的——画面上所有的光、色、形、体、动态、气氛，都服务于这一神圣的目标并满怀着作者的激情。“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暴风雨就要来了！”我们甚至从画面听到了历史的声音，历史的沸腾的声音……

　　这是一种何等红色浪漫的情怀！

　　如果不是同一年那场政治厄运带来了作者以及他的诸多战友的灭顶之灾，我相信，莫朴先生在他后来的革命艺术生涯中，还会为我们造就出更多、更精彩的“红色经典”。

　　2006年9月1日稿

　　（文内介绍的作品大图见本报66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