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遵义会议》长7米，高1.5米，它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被迫长征后的1935年1月15日在贵州遵义柏公馆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三天，终于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幅画我酝酿了2年，创作时间仅为2个月。

　　（一）偶然机会 成全创作

　　2005年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4周年。这天早晨，我和其他14位画家结队参加由上海美术家协会、《文汇报》、明圆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上海画家重走长征路”活动。我们是第3批，行程线路是：大渡河、泸定桥、小金山、岷县、大草原和延安，历时9天。70年过去了，如今事过境迁，一路上到处是平安祥和渗透着幸福的岁月。画家们凭着特有的敏感在红军留下的遗迹、遗物、文字记载上领悟当年红军长征的艰难和大无畏的气概。在“长征”路上，我一刻不停地用速写日记捕捉点点滴滴的史实，画了80多幅速写，写了近万字日记。我是先给自己定下创作选题再走“长征”路的。所以在泸定铁索桥上，我抚摸着铁索链，仔细观察、速写固定铁索桥的铁锚，并穿上红军服环顾四周绝壁。听着大渡河的咆哮，桥随着我的摇摆晃动起来，惊动了桥上人，我全然不顾，只是体验当年红军勇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的感觉。我就想创作一幅《十七勇士抢夺泸定桥》的国画。

　　“重走长征路”回来之后，6月30日，美协选出十多名画家画长征的主题画。每个画家自报选题后，上海美协秘书长朱国荣同志认为：缺少《遵义会议》，会影响长征胜利70周年画展的质量。他说：“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生死攸关的转折、是长征胜利的关键……”后来，与会画家一致认定由我创作。我居然非常轻松地点了点头，因为两年前我就想画《遵义会议》。副秘书长陈琪还希望我往大里画。然而，创作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二）资料缺乏 同行来援

　　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被迫开始长征。1935年1月15日—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极端危险的时刻，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严峻的形势使谁都没想到留下照片，然而后人去追思这个场面，就需要有许多史料和与会人员名单的考证。遵义会议后的47年，中央才确定有20人参加此会。他们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云、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和伍修权。由于资料不多，我只得阅读遵义会议的有关文章，细细咀嚼字里行间的含意，构图和形象一点点清晰起来。

　　《遵义会议》这个题材，早有画家涉及，但最有影响的是沈尧伊先生的油画《遵义会议》。这对我来说真是绝处逢生，我可以好好学习。尧伊先生长我几岁，由于工作关系，我与他经常联系，他还给我写了授权书，允许我参考他的油画《遵义会议》。油画《遵义会议》表现的是1月15日会议前的瞬间。国画《遵义会议》则表现1月17日决议后的瞬间。20位领袖肖像照我找遍了所有能看到、能借到的资料。唯有李卓然和伍修权的历史照片找不到，哪怕是米粒大的模糊的照片也没发现，我估计尧伊先生对这两位的形象作了创造。我也可塑造，但想到油画国画中的人物一致，对历史来说肯定是好事，于是我“借用”了油画中的李卓然和伍修权的形象。人物造型确定后，我开始认真构思。

　　（三）合理构成 再现历史

　　《遵义会议》没有历史照片。要将20位领袖的形象全部完整地展现在画面上，也只能作“肖像群”的画法。既然是会议，就不能让人物“排队”式地站或坐。一定要设置每个领袖的动作，辅以会议气氛，让人身临其境。构图前我就设想一根曲线，但曲度不一，每个曲度上我都根据文字记载和自己对会议的理解将人物放上去，然后像摆棋谱一样直到合理为止。遵义会议最后一致决议毛泽东全权领导红军长征。理所当然，毛泽东在曲度之外，将视点聚焦在他身上。与会领袖既平凡又非凡，体现出一种自然朴素与崇高相结合的精神境界。他们穿着红军军服，虽破旧，但革命理想让这些军服的衣褶透出无与伦比的美学价值。领袖们的动作有的有资料，20人的动作不一，但一定要呼应。可以说，我在塑造领袖时追寻一种气势。所以要将领袖的神韵刻画出来，只有深入研究党的历史，否则是很难画出来的。在成图前，一个领袖往往要画好多头像。在画上不断比拟，同一个头像上下左右稍微动一下，效果就不一样。我喜爱唱沪剧和演戏，这对我塑造人物动作、神态很有帮助。

　　（四）巧用道具 烘托环境

　　搞创作的人都知道，真正难画的是道具环境。在画面上，人是大元素，物、景则是中小元素。中小元素处理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大元素。长征途中的红军生活艰苦，加上行军不可能身带很多东西。遵义会议也不例外。会议一般有桌椅、茶缸、文件、油灯、公文包等，由于会议在冬季召开，还有大衣、火盆……这些道具虽很简单，但要去认真刻画，不能随意摆放。要让道具有“语言”，让道具符合场景人物的需要。我在一份资料中读到一句话：遵义会议使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轨道上。于是，我在毛泽东头像右方画上了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意思很明了，这可能也是我概念理解，但为了解决画面上的空白，这无疑也是重要的一笔。

　　油灯在偌大的画上只有一盏，在现实上肯定不会如此。我将油灯合情合理放在正在看文件的博古面前，灯和人相互呼应，这是我精心设置的写实。我将油灯刻画得很旧、很黑，以示油灯的历史沧桑。此刻，油灯在画面的中央象征点亮与会领袖的心头，同时照亮红军长征的征程……这是写情。道具合理使用，让情、实交融，以少胜多。

　　火盆也让人联想到遵义会议召开的季节在隆冬。火盆上跳动的火焰预示着遵义会议的抉择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在火盆上处理了一缕白烟。这是国画“镂空”的一种手法，它产生的横向线，打破了人物站立的直线，起到了不破不立的作用。我又在白烟前加了一把座椅，椅子的黑和烟的白，强烈的对比产生了版画效果，从而增加了画面的亮度。

　　画“肖像群”很容易产生直线，有时就为找不到横线而苦恼。《遵义会议》中的桌布也是我寻求横线的结果。至于遵义会议的桌上有没有桌布已无法考证，但这样处理可以把影响视觉的东西遮掉，还增加了层次，找到了横线，何乐而不为呢？

　　座椅是遵义会议上唯一不能杜撰的道具。所以创作时，座椅的形和结构必须正确。正确的座椅可以增加会场的可信度和时代感。我为了追求画幅漂亮，把座椅向两边延伸，让画幅产生张力，同时两边的座椅压住了整个画面，使画面稳定庄重。毛泽东站姿身后的一把座椅产生的横斜线，把毛泽东雄伟的体形衬托出来。而增加环境纵深感的办法，无疑是打开窗，让人看到窗外无尽的天地，同时，我也寓意遵义会议实质就是打开天窗说亮话——结束王明的左倾，把领导权交与毛泽东。

　　（五）秤砣作用 平衡画面

　　在领袖“肖像群”的左侧边，我画了一位红军战士，他在画面上起到了平衡的作用。就像一个秤砣，虽小，但作用非凡。在塑造红军战士的造型上，尽量往领袖的警卫员去靠。通过查找资料，找到依据，警卫员身着红军服，腰上系着子弹带。再让他佩戴红袖章，不拿枪。为了不让他跳进观众视角，在他背后画了柏公馆的一角。警卫员溶入柏公馆，组成灰调子。柏公馆的一角、窗外的景、座椅和火盆，这四个遵义会议上绝不可少的元素，把人物串联起来。让画面合情、合理、合作、合应，让人觉得画面真实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