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有许多去处，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是必须去的。这里收藏了13世纪至20世纪数百年间，几乎所有欧洲艺术大师们的作品，马加利多、达·芬奇、拉菲尔、米开朗基罗的作品，伦勃朗的自画像、塞尚的《浴》、雷诺瓦的《在塞纳河上划船》、莫奈的《在特鲁维的海滩》、马奈的《处决》，以及毕加索的作品等等。我以近似于朝圣般的心情，走进位于市中心特拉法加广场前的这座艺术殿堂，走近每一位大师，与大师们亲近和沟通。他们的每幅作品都令我兴奋、激动、震撼，感慨万千。但在文森特·凡·高的《十四朵向日葵》前，我的心沉重了起来。凝视着那画，似乎想说什么，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什么都不想说。

　　凡·高以14朵向日葵为题的作品有三幅，另外两幅，一幅收藏在阿姆斯特丹荷兰国立凡·高博物馆，一幅为日本東郷青児美术馆所收藏。这幅《十四朵向日葵》于1888年8月画于阿尔。画是静物画，向日葵随意地插在花瓶里，没有任何摆布状和雕凿痕迹，但画的每一笔都是那么地认真、有力，富有激情。尤其是以黄色和棕色为基调的画面，自然、简洁、质朴、青春、亮丽，生机勃勃，富有朝气。光线、明暗处理得当，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向日葵自然美的本质与特征。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一生处在困苦中的画家的作品。

　　我久久地立于画前，不在意每位走到作品前赞叹不已的人，也不在意在画前临摹大师作品的学生们，就想着这个人，一个生活在极度困苦和孤独中的人，竟如此地充满着生命的活力与激情，这不仅仅是把向日葵的勃勃生机呈现在你的眼前，而是对艺术本质的揭示。这大概就是画家所言：“艺术即自然、现实、真实”，艺术家表现的是“深刻内涵”，一种观念和一种特点。当然，也是画家对生活的渴望，对命运的不屑一顾。

　　1853年3月，凡·高出生在荷兰南部布拉邦特(Noord-Brabant)一个乡村牧师家庭，这或许注定了他的人生。11岁上学，16岁便进了古皮尔画店海牙分店当了店员。他坦然地说：“我是一个牧师的儿子，迫于生计不得不去做工，现在既无时间也无金钱进皇家学院念书。”但他很知足，因为他来自于乡村，他热爱大自然、热爱艺术，他在给弟弟提奥·凡·高的信中就这样说道：“我内心有大自然，有艺术，有诗情。倘若据此而不知足，怎样才能知足呢？”

　　命运却要作弄人。1873年他从海牙分店当店员调到了伦敦分店，不幸的是他爱上房主的女儿，遭到拒绝，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而离开伦敦，到了布鲁塞尔分店。1875年他又被调到了巴黎总店，艺术之都向他袒露了胸怀，许是性格上的原因，古皮尔画店解雇了他。于是，他重返伦敦，一度到多德雷赫特作了书店店员。此时的他，作为乡村牧师的儿子，忽然醉心于宗教，进了布鲁塞尔的一个宗教训练班，后赴博里纳日的矿区传教，却因对工作的过于热情，很快就被教会解雇。他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回到父母身边。1881年，他又因爱上表姐凯·沃斯而遭到拒绝，并与父亲发生了激烈的口角，离家出走，前往海牙。画家安东·莫夫关照了他，传授他绘画知识。应该说莫夫是对他在绘画艺术上提高非常有影响的人物，当然，最重要的是莫夫发现了他的绘画天赋，对他说：“我本来还以为你很笨，看来不是那样。”莫夫给予了他极大的鼓励。但是，他又与已怀孕的女子西恩·胡尼克同居。莫夫强烈反对他与西恩·胡尼克同居，导致了他们的分裂。虽然如此，他对莫夫仍然非常感激，1888年莫夫去世后，他当即画了《盛开的桃花》纪念莫夫。

　　他与西恩·胡尼克在纽南（Nuenen）住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以分手而告终。他不得不再次回到家里，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绘画之中，但又与父亲发生分歧，最后还是独自离家出走，生活费用全靠弟弟提奥·凡·高、也是唯一能亲近的知己提供。但他依然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热爱生活在社会低层的劳动人民，他对提奥说：“我逾来逾觉得，没有什么东西比爱人民更具有艺术性了。”“当我称自己是个农民画家时，那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将来，这一事实会对你变得越来越清楚。”正是如此，他画了一批以劳动者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如《织布工和纺织车》、《种土豆的农民》、《雪中拾柴者》以及大量的农民头像画。

　　1886年初，他到了巴黎，提奥为他安排了一切，他进了科尔芒工作室学习绘画。在德拉克洛瓦、蒙蒂塞利等人的影响下，他开始描绘花卉，并与高更、洛特雷克、埃米尔·贝尔纳、西涅克等印象派画家有颇多的交往。他的绘画在提奥的鼎力支持下，有了明显的进步与变化，特别是运用点彩技法，色彩亮丽了起来，看到了无限的光明与前景。但他需要艺术的源泉和创作的环境，1888年2月，他到了普罗旺斯的古老小城阿尔（Arles），这里有地中海明媚的阳光和田园风光，还有古老而浓厚的艺术气息。他甚至想赚许多的钱，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地，让更多优秀的艺术家到这里来创作。他激情满怀，不停地描画金光灿烂的向日葵、白色的果园、玫瑰色的果园、郁郁葱葱的柏树、夜空中闪闪发光的繁星还有罗纳河上的狗、邮差鲁林其夫人及子女、夜间的咖啡馆等等，当时是他作品创作最有成就感的时期。

　　但是，现实是严酷的，他的作品没买出去，仅靠提奥的支持而过着极其艰苦的日子，他的“生活费低得不能再低了。每天生活费5法郎。最困难的时候，他不仅交不起房租，还在4天时间里靠着23杯咖啡加面包为生，而且买面包的钱还欠着。他心情抑郁、孤独，容易激动，不愿意与人交往，更不愿意参加社会活动，且由此而敏感、烦躁不安，经常是一个人在寒冷的大街上或户外度过不眠之夜。他只有疯狂地画画，才能忘记一切。能使他恢复信心和平静心境的，也只有画画了。他也坚信最后的胜利是属于自己的，他对提奥说：“我越是耗尽精力，越是患病、疯疯癫癫，越是一个艺术家——创造性的艺术家。”他认为：“未来的艺术是存在的，而且是多么地可爱，多么地年轻，即使我们为它献出了青春，也必须心平气和地朝着它而奋斗。”哪怕付出的代价是青春、自由，哪怕是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精神受到严重的分裂。他告戒提奥，“一旦印象派画家的声誉提高，就会引起现在标价很高的画作的贬值，这种情况你是否考虑过。”当高更因病卧床不起，手头十分拮据的时候，他着实为高更的困难难过，也顾不得自身的困境了，希望提奥能尽力帮助高更，他坚信“高更和其他艺术家是会成功的”。

　　然而，他心里又充满着矛盾，“艺术家从胜利中会得到什么好处呢？他们还能看到少些烦恼的日子吗？”现在艺术家“只是像套车的马，拉着满满一车外出春游踏青的人们。”他精神上的压力太大了，而忧郁症又始终困扰着他，无法自已，他甚至精神失常地用刀将自己的右耳割下，住院两周后，画了《耳朵上扎绑带的自画像》。1889年的5月，忧郁症再度使他感到难以承受，只得自己提出住进了圣雷米的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里，他身体稍好一点便拼命地画画，创作了《夏季的精神病院》、《长着柏树的麦田》等一百多幅作品，以及一批素描画。1890年5月，他回到了巴黎，需要疗养，提奥与加歇大夫商议，让他到距巴黎30多公里的瓦兹河畔的奥维尔（Auvers sur Oise）小镇居住，接受加歇大夫的照疗。在奥维尔，他创作了《奥维尔教堂》、《加歇医生像》、《群鸦飞过的麦田》等著名作品。7月27日，忧郁症再度复发，难以忍受的他，精神失常，开枪自杀，两天以后，走完了37年的人生旅程，离开了人世。后安葬在奥维尔的公墓里。

　　这就是凡·高，饱受磨难的凡·高。

　　生命短暂，艺术长存。时间证明了一切。凡·高一生创作了那么多的作品，保留下来的大约有1700多幅，其中有近900幅素描和800多幅油画。而他生前唯一卖出去一幅作品，是1890年他去世前，比利时画家安娜·博赫以400法郎的价格，购买了他的一幅油画《红色的葡萄园》，这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一切都无所谓了；而在他去世100年后的1990年5月15日，他的《加歇医生像》以8250万美元的价格，被日本收藏家买去，就更是他不在乎的事情了。但这些恰恰证明他的自信和预言！也许，这才是真正的凡·高！

　　我想，我流连于画前，除去作品的艺术魅力外，就因为他这个人——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亡！

　　（本文部分加引号的语句出自〈美〉欧文·斯通、吉恩·斯通编《凡·高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