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昌硕众多的门生弟子中，能登堂入室又脱颖而出的，仅有潘天寿、吴茀之两位。” ——毛建波

　　“潘天寿和吴茀之的半个世纪之交，使江南脱开海派开创一个更有学术性的画派，这就是有人称之为新浙派。”

　　——卢 炘

　　每次翻阅吴茀之的书画，上面的两句话总让人有所思。海派以吴昌硕时代为鼎盛，吴茀之作为缶老门生，从“大视野”的角度来看，是海派成员。然而，吴茀之区别与其他门生，“登堂”而又“脱颖”，弃“昌”气而又自创风格，加之与潘天寿半个世纪的学术交流与切磋，在浙美的辛勤耕耘，是奠定和开创“新浙派”的重要成员。

　　所以，研究吴茀之是需要结合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绘画史来开展的。而当一位画家需要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研究与比照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绘画史的一部分。他的精构巨制就成了绘画史研究的个案。

　　能成为个案研究的当然不是泛泛之作。创作于1964年10月的《盆菊图》便是吴茀之先生晚年的精品。

　　在赏析1964年的《盆菊图》之前，我们需要从1961年说起。翻阅吴茀之的传记，得到这样的消息：“1961年，吴茀之观赏西湖菊展归来，画了一幅《盆菊图》，可以说是他即景生情、因情造境的精心巨构。”1961年的《盆菊图》高137厘米、宽68厘米（见湖北美术出版社《艺术大师之路丛书·吴茀之》P116），落款除诗句外，特题“六一年看西湖菊展归来试以龙游皮纸写之，墨与色俱未化开，奈何！”无可否认，这是幅精品，否则传记作者张岳健先生不会用“精心巨构”来形容。但也不能忽略“墨与色俱未化，奈何！”的题款。墨、色未化，笔墨效果当然不能全部显现，一声“奈何”，说明吴茀之心里并不是十分满意。如果要说勉强“满意”，那也至少有可以改进与提高的地方。

　　一声“奈何！”一直“挂”在吴茀之的心里，也留下了“下回分解”的笔墨因缘。

　　三年过去了。“1964年，吴茀之因病住浙江医院。在身体稍稍康复后，他经常去植物园，观赏并对各种药草进行写生，一些闲花野草因之而被传神写照。”（《艺术大师之路丛书·吴茀之》）转眼十月到了，秋菊初开，出来走走，时常能闻到阵阵菊香。漫步在植物园的林荫小道上，吴茀之突然想到了那声“奈何”，想起了那幅《盆菊图》。他兴致高昂，匆匆返回画室，重新画了一幅《盆菊图》。半天时间，“看吴山楼”上又一次“菊”香四溢了……

　　人们不禁奇怪，一位严谨的画家对同种题材、构图相同的画怎么可能画相同的两幅？尤其是对有着强烈个人面貌的吴茀之来说。而相隔三年的两幅《盆菊图》雷同的原因只有一点：此画是吴茀之自己认为的佳作！是在“打破常规宁作我”的艺术追求中，一件能体现自我风格的晚年精品。三年前一声“奈何”的遗憾，三年后来弥补，也就再所难免了。

　　眼前的这幅《盆菊图》，高142厘米，宽69厘米。构图以吴茀之擅长的“以繁取胜”的特点展开，以多角度、多层次的画面效果再现艳菊盛开的场景。画面左侧下方一盆红菊挺竿而起，夺取画面的中央位置，翘首顾盼，分外吸人眼球；后侧一众黄菊紧倚两三枝竹竿生长，从高处往下探，俯“看”全景，俨然有“君临天下”之意；画面右下方有一横扁青石，石上置一绿色长形瓷盆，全幅最有神韵之笔的一众雏菊在盆中从右往左取“劲旅”之势生长，穿插在红菊之后、黄菊之下，极为生动。整幅作品花繁叶茂、郁郁葱葱，笔墨飞舞、气度轩昂，把艳阳秋色的壮丽景色尽收笔底，别有一番韵味。

　　最终的效果让吴茀之很为满意。他凝视画面，较之三年前的《盆菊图》，此图布局更为合理，结构更加紧凑，穿插更有层次，笔墨更有韵味。“密不透风”的画面效果已经显现了，吴茀之思之再三，题款上就让其“疏可走马”吧，落笔写下了“一九六四年十月，吴茀之写于杭州。”于是，一幅没有“奈何”遗憾的《盆菊图》问世了。这一年，吴茀之65岁。

　　从个案作品对照来看，40年后的1964年画的《盆菊图》，是吴茀之一生花卉作品中区别于吴昌硕、潘天寿，具有自家面貌的问鼎之作。画面透露出众多不一般的特点：构图的新颖、奇特；气局的顺畅、完备；落笔的凶狠、含蓄；物象的生气、野趣；意境的清新、高古。实不可多得，而均得之。

　　对照分析，如果拿1924年吴茀之上海美专毕业时的创作《牡丹水仙图》来看，即便是当代一流画家，见到《牡丹水仙图》时都会为其气局、笔意深得吴昌硕大写意的神髓而折服。而那年，吴茀之年仅25岁。不久，吴茀之在得到经亨颐先生指出“昌”气太重，要画自己的画、立自家面目”的提醒，此后的三四十年，他始终是在追求自己的风格。

　　二十世纪“四大家”中，吴昌硕是吴茀之的学业恩师、潘天寿是生死至交。“四大家”中有三位是以花鸟立业名世的，同处一个时代，后人看是荣幸，作为花鸟画家来说，那是压力、也是挑战。吴茀之去“昌”气，又与潘天寿拉开距离，“打破常规宁作我”，创自己的显著风格，以今人看来，这种魄力和毅力是异常珍贵的。

　　退一步想，如果一辈子以“昌”气取胜，吴茀之也是位顶尖的画家，但后人回顾画史，他的身影会漫漫湮没在“吴昌硕”的背影下，最终消失。而今，回看二十世纪的中国绘画史，吴昌硕是吴昌硕，潘天寿是潘天寿，吴茀之是吴茀之，时间越久，风格越显著，“身影”也越伟岸。这也是赏析《盆菊图》，回看吴茀之给我的一点启示。我想，这样的启示同样适合于现在正不断摸索的画家们：多一点自我，少一点雷同，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