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从广义上讲有“西方”和“东方”之分，而中国画是特有的东方艺术。古往今来，西洋画讲究科学，中国画讲究意境，这是书画工作者必须掌握的常识。要画中国画，就要懂得 “立意”在中国画中的地位，懂得她是画之生命的支撑，反之就失去生命力。犹如作家写文章一样，先要明确主题思想。故谁都不可否认，任何一幅书画作品，必须由思想内容、笔墨技巧、画面结构以及色彩、款、印等几方面因素构成。而一件国画作品的思想，不是如“天马行空”那样无所依凭，而是产生于作者对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观察、认识和理解，然后通过其笔墨进行思想升华。因此，画家下笔时务必先“立意”——只是因人的天赋和学养不同而“立意”有高低之分罢了。但“立意”是对每件国画作品的必然要求，不可没有，而“立意高”则是作者应当追求的目标。

　　画家每作一幅画，应当最先想到为什么要画？要达到什么目的？应给读者和后人留下些什么思考？这即所谓的意在笔先，且这个“意”要尽量深刻、含蓄，否则即使笔墨丰富、技法娴熟、色彩艳丽，也只能算作是笔墨“游戏”，是用墨和颜色在宣纸（当然也可能是其他纸）上做了一件“时装”，而不能称其为艺术作品。假若画面是中国画的衣装，那么思想内容则是中国画的五脏，五脏不全乃至没有的人，衣装再华丽又有何用呢？——只是躯壳罢了。如果下笔没有立好“意”，就好像舞台上的一出闹剧，给观众带来的不是美的遐想和无穷的回味，而是精神的折磨和视觉的疲劳。

　　“立意”不可不立，但立得如何，与一个人的文化修养有关，透彻地讲，“立意”的高低与他（她）的阅历和综合素质成正比。一件作品“立意”很高，他的品格自然也高，否则，思想扭曲、生活单一、作风浅薄、心胸狭窄、知识贫乏，即使面对丰富多彩的外界事物，面对万紫千红的美好现实，也立不出好“意”来。所以，生活阅历越丰富，道德品质越高，文化知识越多，不仅有助于书画的“立意”高远，而且可以使书画“立意”新颖。

　　齐白石在作品《不倒翁》里，题了这样的打油诗：乌纱白扇俨然官，不倒原来泥半团，将汝忽然来打破，通身何处有心肝。以玩具拟人，有力地讽刺了官僚者的丑陋思想，让读者在品画中会想起那些不为民作主却作威作福的“官僚”整天欺上瞒下、左右逢源、不办实事的可恶之态。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则是用印度人作模特来塑造中国故事，不但表现了中国人民的勤劳、顽强、勇敢，同时也示意着勤劳、勇敢是不分国籍的，只有勤劳的人们，才能有丰收的成果。

　　从两位大师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看到“立意”的重要和作者高深的文化素养。为什么真正大师的作品有如此强的生命力并能产生共鸣？原因就在于他们除了有精湛的笔墨技法之外，主要是在作品中表达了人民大众的思想愿望，较好地把真实的生活艺术化，从而赢得了人民大众的心。可见作品的生命力完全是由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决定的。有深刻思想内涵的艺术作品常常不是在短时间内能完成的，而是要通过深思熟虑，逐步深化、逐步完善才能造就。有艺术家称“一年乃至几年才能出一幅艺术作品”，就是这个道理。

　　当下，书画活动很丰富，创作环境也特别的好，这是我们书画工作者的福分，但同时也应该冷静地思考：在优越的条件下，我们是抓住时机追名逐利，还是创造意境高远的精品？前者是立时得到实惠却如流星划过，后者可能是清苦一生但能艺术永恒。

　　诚然，强调国画“立意”的重要，并不等于说笔墨技巧、造型基础、线条功夫就不重要。辩证地说，一个是形式，一个是内容，内容决定形式，形式表现内容，两者相辅相成，不能偏颇。崇尚“立意”，是要在注重思想内容的前提下，讲求形式，努力做到艺术的完美和统一，使书画作品有不朽的生命力。否则，必然会降至工匠劣品，而遭人唾弃。

　　但愿甘于行走中国书画道路的人们，在创作作品的时候，多忘名利而勿忘“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