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想写这本小书了。书虽小，在没有全面梳理传主生平、艺术理念演化和创作实践历程的境况下，却很难动笔，一动笔就触礁。记得30多年前，那时“破四旧”的恶浪滔滔，在即将打烊关门、灰溜溜的美术书店的处理图片堆里淘得一张黄宾虹山水小画片，是这张小画片把我和老人连了起来。自此我读了能找到的前人论黄宾虹的文章，开始偷偷写“黄宾虹和我的谈话”草稿。我国画的启蒙老师是上海“岭南派”画家黄幻吾先生，当时他在叫我记录他的《谈画录》，他讲我听，随时提问，回家将谈话记录下来，整理成语录体文字。他对我迷恋黄宾虹大惑不解，不止一次地说，他去过栖霞岭下黄宾虹的画室，老人不洗砚，满屋宿墨臭。黄幻吾老师是力主洗砚的。那时，我对黄宾虹的理解是瞎子摸象式的认识，以为他将“不会画”的劣势转化为空前的优势，我那时如痴如迷地在啃西方印象派画史，觉得那些画家如塞尚、雷诺阿等冲破古典写实派禁区的勇气和见识，与黄宾虹有太多的相似。所以在“黄宾虹和我的谈话”里我写老人说：“自我离开人世，没有人来过，我很寂寞，我那黑乎乎的画早被人遗忘了吧，人间怎么样了啊?”那时候画画圈子里的青年人多喜爱与黄宾虹有师承关系的李可染的画，所以在文章里我说：“不，您身后很热闹，李可染成名了，更多的是年轻人跟在您身后啊!”我写道，“老人笑了。”

　　老人笑得太早了，那时外面“批黑画”的寒风正刮得一阵紧似一阵的呢，中国文化前途的变数正在不可逆料之中。

　　也许冥冥中有一根线绵绵不断，1990年岁暮，有意无意中我真的造访了栖霞岭下老人的故居。那时已是政和国兴的时节，没想到这次不经意的造访，居然将我推上了整理老人书画、学术的不归路。

　　朱金楼教授说这是缘，老画家邱受成说我放下画不画是对不起自己，不管是缘也罢，对不起自己也罢，如今他们都墓木已拱，我要做的黄宾虹艺术梳理、阐发工作也将近尾声，这本小书便是其中之一。

　　在这本小书里，除了传主生活照片外，还插入了不少传主历年书画作品，这是基于以下的认识。没有这些作品实例，我们演绎传主献身艺术的一生便失去了依托。十多年来，传主的书画集出版了不少，但，毋庸讳言，大多重在其晚年作品，早期作品少之又少，难以构筑成其书画演变链，而由于这一缺失，给不知内情的人们以传主“不会画”或“没有下过苦功”的错觉。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尽力从公私收藏和中外拍卖市场中寻找相关图版，去伪存真，去芜存精，展示传主是如何“竭一生苦功”(黄宾虹语)而成就其一生大业的。本书所插图版，尽量避开那些一再被重复出版的、习见的作品，其中还插入一些传主历年的花卉作品，这些作品多在民间，较之依据传主捐献的，已出版了的大多数花卉画更能体现传主在这一方面的造诣。

　　黄宾虹的艺术理念和艺术实践不是一眼能看透的，正因其不能一眼看透，才造就了学术界的争议。审美是多元的，是有不同层次的，不能强求一致，不同层次的人对同一幅画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是正常的。因此，争议并不可怕，它推动我们思考，推动我们前进。

　　这本小书是对黄宾虹人生和绘画的通俗演绎，包含着梳理老人生平的《黄宾虹年谱》和梳理老人绘画理念和笔墨特性的《虹庐画谈》的个人心得，还很粗疏，失当之处，望读者不吝指正。

　　史料是难以穷尽的，认识也永远没有止境，在这本小书完稿以后，在整理旧日读报摘记时，我偶然发现一条记录，它拓宽了我理解近现代中国画史的视野，也对黄宾虹梳理中国画学的历史语境有了新的认识。在本书中，我已注意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国画没有随旧文化淡出生活，相反地，上海中国画坛出现了振兴的气象，其原由还没有得到研究者的重视。被美术史家忽视了的这个变化是此时国画的身份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换。1921年4月10日《申报·星期画刊》刊出数幅欧洲现代绘画，题曰《欧洲近日之新派画》，编者按云：“欧洲近日画派趋重理想，画家以个人之观察描写画之特性，而不规规于形似，与东方艺术相近也。”西方现代绘画与中国写意画趋向近似，或如法国学者马古烈说西方绘画趋近中国写意画(见本书)，中外学界的这种“共识”，使中国写意画得以起死回生，从旧文化的附庸变成新文化的“先导”，那些开出国画要向西方写实绘画学习药方的新文化运动主将们默认了这一转换。三十年代胡怀琛说1922年发生了国画的复活运动，指的就是这个转换带来的生机体征。可以说，肇始于二十年代初的“国画复活”，是黄宾虹得以在画学探索道路上大展身手的不可或缺的历史机遇。（本文为该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