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术批评

　　《美术报》副总编王平说：现在美术界开研讨会，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一是画家骂批评家不懂画，说批评没有用，画家不要管批评家的意见，画自己的画；而批评家则骂媒体卖版面给画家，说他们的画没有思想，他们不是画画，只是在不停“复制自己”，是印钞票。可见，画家与批评家是互相瞧不起，这是宏观上的把握；微观上呢，画家出大画册谁不请人写文章，而且希望是“抬轿子”式的。

　　另一个现象是，当下开理论研讨会，领导和画家往往只是来参加开幕式，唱几句高调就走人，留下一堆理论家自己在那里继续开自己的会。如果纯粹是理论家自己的会，何必请那些领导和画家参加；如果是想让领导和画家听，他们走了，又何必继续开。

　　《中国艺术》杂志主编徐永林说：信息时代的艺术批评，一方面要以加速艺术信息交流为根本目的；而另一方面，又不能对大众口味一味迎合。无论是传统批评还是媒体批评和网络批评，都有自己的文化环境，有自己相对稳定的作者、读者、载体和话语体系。它们互为补充，分别达成各自的文化和审美的意旨。不管今天的人们怎样质疑网络批评，它们势必将与传统批评一起，构筑我们这个时代的批评的立体图景。

　　雅昌艺术网总编辑吴鸿说：艺术批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被边缘化。在日益市场化的背景下，艺术品从生产到销售已经形成了一个自足的系统。艺术评论已经演变成为了一种艺术商品的“导购图”或“产品”说明书，它作为市场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所必须具备的“标准化”的写作模式，失去了艺术批评的个人化特征。另一方面，传媒的泛滥带来了所谓“批评”的泛化。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缺乏责任感，盲目地追求消解“权威”，艺术批评变成了情绪的发泄。

　　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郭北平说：模式是一种，还是各种各样的模式？我个人的体会，彭德先生策划这个活动的议题，这个模式是个广义的模式，不是指的一种文风，或者不仅仅是指文章的长短等等，而是提出了当代艺术批评如何能够更直接地对应艺术作品，如何能够更简洁明了地有所批评指向。

　　西安美术学院副院长韩宝生说：美术批评分三种模式：第一种，传统的模式，先有艺术家的创作行为，然后批评家跟着出现；第二种，批评家和艺术家是互动的关系，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批评家参与其中，是团体的一部分；第三种，批评家提出学术主题，选择艺术家和艺术品。从发展的趋势讲，应该把第一种模式向第三种模式发展。第三种模式更适应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会产生一些新的作品和艺术现象、新的艺术家、新的面孔。

　　北京大学访问学者赵孝萱说：批评的模式最重要的问题是“写给谁看”。现在的学术刊物受制于严格的学术规范，这种姿态和语言恰恰是大众所不能接受的。我们是不是只能用艰涩的学术语言作为批评的一个态度？其实古代艺术评论的形式是非常多的，比如用诗、笔记还有画论，甚至大量雅集的形式。

　　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主席胡武功说：提出“当代美术批评模式”是非常好的，是有针对性的。批评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发展自己独到的特征和模式。我觉得事物就是这样的，当一种风格、模式出现形成的时候，它本身就死亡了，我们就会面临一种新的挑战。批评家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模式和突破过程中来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的。

　　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陈云岗说：第一点，我认为批评没有模式可寻，模式是不可建立的，也是不能建立的；第二点，我认为中国当下所谓的批评多，但是精神少、价值小；第三点，我认为评论与批评应该有所区隔；第四点，批评家不应该等于策展人；第五点，要有中国真正意义上独立的批评机构，而不是吹捧团体；第六点，应该建立一个中国式的批评。批评应该是旗帜鲜明、立场分明、话语分明、观点分明。

　　西安画家王炎林说：我希望今后一些理论会的表述尽可能用大众化的口语，这样的话听起来比较简明。现在的矛盾其实主要是商品经济和主流文化、当代艺术的矛盾。我觉得这个矛盾是无法解决的。非主流文化可能会在某些时候转向为主流文化，所以我谢谢活跃在非主流文化这块的批评家。

　　陕西国画院院长张立柱说：当前的美术创作浮泛的东西较多，有厚度的、精神性的比较弱，批评实际上没有起到作用，经常是一种袒护和支持。现在需要的是直言的批评，只要是站在学术的高度上，语言尖锐，甚至是骂言也需要的。所以我现在强调的是希望真正的批评家要用一种责任心使美术发挥它正常的作用。

　　《华商报》编辑巩志明说：独立的批评内涵和风采应该包括四个层面的内容：一是一切被批评者对批评者不抱有精神和物质的幻想；二是你所批评的必须是你所熟悉的、掌握的，并深沉热爱的事物和人；三是对一切哗众取宠的、泡沫的、反复出现的事物要学会阻止；四是学会说人话。中国的批评家会说人话吗？

　　美术批评家张渝说：由于每位批评家知识背景的差异以及精神本身的丰富性，我不但不担心“模式”两个字会造成批评文本的呆板与单一，而且希望“模式”两个字成就新的文本风格。批评的文本，不再也不必去扮演先知或者真理，而是它本身就是一件好看的艺术品。

　　西安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赵农说：我提倡以人为本的美术批评意识。第一是合情。批评家和批评对象，尤其是美术家、艺术家是难兄难弟的关系，不是同室操戈，互相大打出手的关系，首先要同情，同情就是合情。第二是合理。对于批评要有一种道理，因为每个人的知识点不一样，知识结构、背景不一样，应该互相尊重对方知识的特点，知识的背景，而不是用自己一技之长去否定对方。第三是合法。有很多批评语言是不合法的，所以道德的意义是每一个人自身所存在的过程，作为批评者来说，最好自己要有所约束。

　　关于美术出版

　　《画刊》主编李建国说：在发达的国家，期刊是主要的阅读物。传统的纸质媒体折射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经济状况、国民素质、文化水准，也是当代社会快节奏模式的一种反映。但是现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纯艺术的专业杂志以前市场是很大的，但是现在的人还看专业书籍吗？艺术家在读吗？这是专业媒体的困惑之一。

　　《当代美术家》杂志执行主编俞可说：艺术批评应该成为对艺术家及其创作的有效判断，而不是简单的吹捧和诋毁，更不能以经济运作伤害一些甚至基本的原则。反过来，媒体也不能因为种种现实的问题，丧失文化立场。正是因为有引导公众的责任，媒体要有战略化的应对，充分尊重学术立场，尊重作者本人。即便是我们有了独立自由的学术批评，又到哪里去寻找承载他的流通渠道？因为很多有价值的评论，不能进入公众视线，就不能展开批评。

　　《美苑》编辑付晓东说：资本控制下的艺术批评，通过杂志的介入参与，构成了消费者审美的过程。媒体通常允许强势权利和资本通过媒体来影响受众，并完成了一个合谋，代表的现象是更多的商业画廊直接制造杂志。网络批评的重要性不在于是否最终指向是非还是价值判断的结论，而是人的充分的自觉。

　　关于当代艺术

　　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徐虹说：女性主义的美术批评，最关键的就是只有好坏，不分男女。我们说了是女性性别的艺术，我们讲女性性别实际上就是抬高男性。女性主义的批评方式完全是一种悖论的方式出现，永远用反面进行一种批判。如果我们对传统意义上的妇女艺术家做出一个女性特色的评价，也是一种策略。

　　美术批评家、策展人陈孝信：艺术不存在世界性的范式，“普遍主义”的中国现当代艺术不可取，也不可能。“去国别化”是欧美国家的观点，希望我们把国别去掉，投入他们的怀抱。在世界艺术格局当中的文化身份问题、文化差异问题，一直是现当代艺术追求的。怎么可以盲目地去国别化呢？中西融汇、中西结合，这个思路有一些难题。我提出一个发展思路，这个思路简单概括就是“文脉当代”，或者是中国版本。

　　云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管郁达说： 当代艺术需要一个解释系统。要有中国的话语方式，一个国家的力量强大了，把话语权掌握到自己手上，用强权的手段推广他的地方艺术。我们的批评应该界定在什么样的资源上？中国的五千年有传统的艺术，近50年的社会实践也是独一无二的文化经验。

　　西安美院艺术研究所助理佟玉洁说：女性艺术的称谓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一种不自信，或者是一种伤害。因为女性变成固定的标签，来自于男女二元对立的关系，是生物决定人的产物。由于女性艺术批评话语的误导，艺术与身份的关系变成了一种女性艺术家创作的思维定势，这表现为女性艺术等同她的身体，丧失了一个艺术家的批评意识与责任意识。

　　西安美术学院史论系青年教师岳路平说：我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就是美术史这些年在研究对象、目的、角度面都迅速地扩张，一些新的艺术能够有登堂入室的合法性。美术史和理论对一般的人文学科也积极地介入，我们的学院制度和体制没有办法有效地反映，我们也不能幻想随着体制的推移，体制会自动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希望开辟一些新的言论空间和展示的平台，进行一些实践。    

　　（王陆健根据速记摘要整理，未经与会者审阅；本报刊登时根据发言内容进行分类，发言顺序稍有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