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郑教授，听说10多年前就有一家大画廊主动上门要求宣传、包装你的绘画艺术，被你拒绝了，有这样的事吗？

　　答：（笑）有的。

　　问：你为什么要拒绝呢？

　　答：事情是这样的：大约是在1995年前后，北京一家有名的大画廊的一位工作人员来找我，当时我在南京博物院工作，任《东南文化》杂志编辑部主任，画廊同志找到我，要买我的画，问我什么价格，我回答“五千一方尺”，他们嫌价格定得太高，没有谈成。

　　问：你自己觉得价格是不是定高了？

　　答：不能说高，也不能说低，艺术品的价格与艺术水平常常不成正比，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也不会很计较，关键是我当时不想进入市场。

　　问：为什么呢？

　　答：第一，圈内人众所周知，我与董欣宾长期合作，研究中国绘画本体学，董欣宾是我自己拜的老师，尽管对他的议论很多，评价不一，但他是当代最有才情的艺术家，这一点基本上是没有疑义的，早在上世纪80年代，董欣宾就开始苦苦寻找中国绘画走向世界的道路，一边著书立说，一边筹划办学校，也筹划进入市场。甚至还想改革中国画工具材料，他甚至还筹划办宣纸厂、颜料厂等等，但由于他的性格与世俗格格不入，他的奋斗历尽坎坷，进展缓慢，我与他一起奋斗，其中甘苦一言难尽，时至90年代，我从扬州调到了南博，如果在他的许多宏图大志还没有实现之前，我就自我炒作，我是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的。第二，我那时在研究理论，画画的时间不太多，如果我不识时务地走进市场，一旦宣传开了，供不应求，必然耽误我的研究工作，画画不好，理论也搞不好，两头落空，如果粗制滥造，应付市场，又与我的人格相违背，加之当时积累的作品不多，卖了也就没有了。因此我拒绝了市场的诱惑。其实我当时经济上很不宽裕，但我有一句名言自我鼓励：“饿不死就是我狠。”我常说，司马迁仅仅是饿不死，就写出了《史记》，我现在不愁吃，不愁穿，还怕什么呢？第三，我当时才调入南博不久，调来之前，我连中级职称都没有，而南博只看水平，不看其他将我作为人才引进，我还没有报答这一知遇之恩，我必须努力工作几年，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由于这种种因素，我当时决定放弃进入市场的机会。

　　问：听说那时进入市场的画家现在都发财了？

　　答：是的。北京朋友与我没有谈成，就去找了另一位画家，这位画家于是马上成交，从那时到现在，10多年过去了，这位画家现在很富有，画价也涨到了每平方尺一两万元。

　　问：你后悔吗？

　　答：一点也不后悔。

　　问：为什么呢？

　　答：任何事有得必有失。我这十几年得到了许多。董欣宾2002年10月去世，在他去世之前，我没有让他失望，所以心里很平衡，很坦然。董师逝世后，我于2003年着手写《中国绘画本体学》，这是董师生前承担的国家艺术科学九五重点课题，如果我不搞，项目就会被注销，我就对不起九泉之下的良师益友，现在终于完成了，心里也更踏实了。我与董师合作的书一共五部，这五部书中，一部属于社会学，其余四部属于中国画本体论、本体学，天津人美将本体论、本体学合为一套丛书，总称“中国绘画学科研究系列”，这在中国美术史上填补了一个空白。

　　问：学科研究，填补了空白，此话怎讲？

　　答：古代中国画只有经验传授，没有学科体系，近代兴学校，从西方引进了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绘画艺术教育，例如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光学），包括素描在内，都是自然科学性质的学科，中国画是艺术科学，它的基础应当是笔力学、造型学、水墨（色彩）学、章法学，这些与西方是不同的，对中国画的本质的认识、揭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与西方不同体系，这是董欣宾和我提出并初步完成的。

　　问：不说不知道，我们也许是外行，真不可想象，中国艺术教育搞了这么多年，学科体系竟然一直是没有的，如果这样，你们做的工作实在是太重要了。

　　答：不然我们就不可能抛弃那么多名和利的诱惑，一头扎进书斋苦这么多年了，这样做总是有动力的，董师连命都搭进去了。

　　问：那么，你现在打算不打算进入市场呢？

　　答：我已经50多岁了，在四十七八岁时，我生了一个怪病：甲状腺相关眼病，是内分泌失调引起免疫功能障碍，导致眼球突出、复视，视力几乎丧失，谢天谢地，现在已经治好了，虽不影响正常工作，但我也不准备再过多地研究理论了。著书立说，十分辛苦，没有好的身体是不行的，我的眼睛、颈椎都有不适，所以想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绘画创作上。另外，当今画界、理论界有个缺陷，搞理论的，画不好画，画画的，读不下去书，据说潘公凯曾经计划在中央美院培养一批学者型画家，但很难，其实董欣宾是名符其实的学者型画家。我与他共同研究，收获很大，他的理论十分切合创作实际，他曾对我说：“我本不想搞理论，但我渴望有一种理论能够指引我成为大师，我看了许多理论家的书，没有找到这样的理论，只好自己研究理论。”他从1979年攻读研究生，研究笔力学，以后研究墨，研究色，他从技法入手研究技法原理，而原理是哲学思辩性的东西，这就使形而下进到了形而上，微观与宏观打通了，所以他的理论既高深，又实用，十分难能可贵。我与他在一起，掌握了这套理论，便时时有创作的冲动。不画画，手就痒，一动笔，就感到思如泉涌，创造力在爆发，心比天高，又有使不完的劲，所以，我想，无论从身体出发，或从思想情感和欲望出发，今后我都将以绘画为主。再一点，我既然是研究本体论、本体学，就应当在艺术创作上取得成就，才能证明我的理论不是空头理论，如同毛泽东，军事理论好，仗也打得好。否则，理论也不能服人。所以我将我的创作视为理论的佐证，理论的结果，甚至是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问：郑先生，你刚才讲得十分精彩，叫人听了十分激动，但你还没有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你的画打算不打算进入市场？

　　答：我刚才讲了这么多，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从历史规律看，任何人的作品迟早都有可能要进入市场的，我也不例外，但我不会为市场而市场。

　　问：什么叫为市场而市场？

　　答：为市场而市场，就是让市场牵着走。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追求，一味迁就买画者的口味。这样的画我是画不起来的，我画画遵循应物象形原则，心物感应，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才会产生创作冲动、产生灵感，否则是无病呻吟，我画不出画来，至少画不出好画来。而凡是有感而发的画，都是心画，都不愿重复再画第二遍，有的画一挥而就，有的画画了一半灵感没有了，就放下不画，有的放了十几年，灵感来了再画，所以，绝大部分画都如儿女一样，舍不得卖。如果我带着卖画、送画、发表、参展、获奖等目的去画，就几乎画不出好画来。1996年去德国办画展，临时画了一批画，拿给董欣宾看，他也感到别扭，问我：“你画画时心里想什么了？”我说：“想着出国参展”，他笑了，说：“想哗洋取宠？”的确，这批画画得很难过。后来，出国时临时画的只带了一幅，其余都是带的以前的作品。我这一创作特点和性格决定了我进入市场数量不会太大。我不可能因为客户喜欢什么风格就多次复制，迎合市场，也不会因一时卖不掉而着急，从最近容台艺术中心举办的学者型画家画展看，想买我画的人不少，如果松一点，便会一抢而空。但如果我把画全卖了，办画展、出画册就困难了，所以我只肯卖了两三张，而且也不一定是太高的价，只要买画者真懂艺术，与我有共鸣，我觉得这幅画找到了好的归宿，也就可以了。

　　问：有人说你的画像董欣宾，缺少个性，你自己怎样看？

　　答：这些年老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回答的：第一，我很像董欣宾，最近又想学点吴毅。但凭心而论，想要像谁，是很难的，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我觉得学了他们许多东西，还是像我自己。我20多岁学过卢星堂老师，学过“四王”，30多岁学黄纯尧老师，都没有学像，现在也是这样。第二，我后期的基本技法是来源于董欣宾，用的是他的一部分技法，抒发的是我自己的情感。我1996年出画集，林树中老师给我写序，他说我继承的是古人传统，荆、关、董、巨、扬州八怪，不说我学了董欣宾。这篇序我没有肯用，因为我吸收的董欣宾的东西是最多的。第三，由于受董师影响最大，尤其是在技法上，总有他的影子，所以许多人说我缺乏自我，怎么办？我一点也不着急。我对“自我”有独特的理解。我所需要的是“大我”，是“自我”对“自我”不断突破的过程。我的今天不能像我的昨天，我的明天不能像今天。许多人都知道我画路很宽，古今中外的技法都会用，好像很不定型。是的，不能定型。毕加索一生都不定型，一生都在不断突破自我，一定型就死了。这不是“大我”，是可怜的“小我”。许多画家过早定型，过早结壳，从此不敢变，生怕变了卖不出去，怕人家说不像他的画，这些人被钱害了，被“小我”害了，从此自我重复，批量生产。画画的过程是抒发情感的过程，人的一生，每时每刻的情感是不同的，深度不同，引发的因素不同，表达形式也不同。我无法理解，许多人怎么能用同一种画法永远重复下去！！这不成了匠人了吗？董欣宾实际上是一生没有定型，上世纪80年代用长锋长线，潇洒畅达；90年代多用短锋积墨，浑厚华滋；晚年多用重彩。他还有许多重大的变革计划没有来得及实施，就离开了人世，我在这一点上是十分崇敬他的，我也会这样去做。第四，我追求的目标是人格的完善，我崇佛，重修行。我希望把我已经达到的人格情操用画全表现出来，也希望用这种情操去感化他人，佛教的说法是自渡，然后渡人，倘能做到这一点，什么“个人风格”之类的小事，实在就无足轻重了！！巨然像董源，也照样是大家，相反，如果有了个人风格，而这种个人风格仅仅是一个有限的“小我”。这种个人风格还不如没有！从这点上说，“个人风格”害死人。但话又说回来，只要真心追求“大我”，个人风格怎么可能没有呢？！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有朝一日，蓦然回首，发现个人风格早就很突出了。对此，我有十足的自信！所以，我认为“自我”故然需要，但自我的品位、内涵才是真正的至关重要。那些没有品位和内涵的“自我”，我是不需要的。而且，不断突破自我的自我才是“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