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湛的工艺 丰富的内涵

　　唐代银盒艺术赏析

　　■李秀雪

　　金银有艳丽的色彩和光泽，又有良好的延伸性和耐磨性，非常适合于制作高档精细的器皿和装饰品，同时金银又是贵金属，因此，金银器工艺历来被皇家和贵族所垄断，金银器工艺品也往往代表一个国家或民族工艺品制作的最高水平。唐代的金银产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以纹饰繁缛绚丽，波斯萨珊风格与中国传统风格融为一体为特征，制作工艺精细而复杂。经专家进行技术鉴定表明，在盘、盒、碗等器物上，有明显的切削加工痕迹，螺纹清晰，起刀和落刀点显著，证明当时已经使用了简单的工作机。对于多数器物来说，都是综合运用多种工艺技术制造出来的，工艺水平之高，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这是唐代工匠对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一个贡献。

　　盒是目前唐代金银器皿中数量最多、沿用时间最长的器类。文献中常有金银盒的记载，文献中的匣、盝、奁、函，也可能即盒。《安禄山事迹》载太宗赐安禄山“金镀银盒子二”，“金镀”，即今日所称之鎏金工艺，唐代银盒一般为捶揲轮廓、纹样錾刻、鎏金而成，文献中即有“金花银盒”的记载。

　　唐代银盒形制各异，可开启、分上下两部分为其共同特征，但大小不一、用途亦不同，以盛放药材、茶、香料、脂粉或其他化妆品及珍贵物品等等。银盒顶部有平顶、盝顶、隆顶；底部有平底、圜底、圈足底之分；形制有圆形、花瓣形、方形、蚌形、椭方形、云头形、菱形、海棠形、龟背形、荷叶形、蝴蝶形等等，以圆形、花瓣形盒出土最多。

　　唐代银盒与金银器出土情况一致，以陕西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江苏丹徒县丁卯桥窖藏、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为主。在西安东南郊沙坡村窖藏、西安东郊开元二十一年“韦美美”墓、河南偃师开元二十六年 “李景由”墓、偃师大历十三年“郑洵”墓、偃师元和五年 “郑绍方”墓等也有银盒出土，此外还有很多流入海外，由私人或博物馆收藏。8世纪前半叶标准器物群何家村窖藏银盒中以圆形平面盒居多，均无圈足。丁卯桥窖藏银盒为9世纪后半叶标准器物，均带圈足。方形银盒中，以9世纪后半叶器物群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占绝大多数，均带圈足。

　　除少数素面银盒外，器物制作通常为捶揲成形、纹样錾刻，再将纹饰鎏金。在盒盖、盒沿、盒底或圈足部位都饰有纹样，在构图上尤其在上下口沿部分纹样还注意整体与局部相互关联。器物纹样在唐代发生了大变革，折枝花草、宝相花、团花、葡萄、缠枝卷草等植物纹样占了主导地位，动物纹样较之前代由神异变得写实。在银盒上常见的纹样有忍冬纹、葡萄纹、缠枝纹、宝相花等。

　　唐代金银器纹样丰富复杂，将外来纹样吸收、融合、并加以改造，形成自身的风格，纹样演变带有中西文化交流的印记，同时也是判别器物年代的重要依据。何家村窖藏的飞狮纹银盒、凤鸟纹银盒、独角兽纹银盒都带有萨珊、粟特装饰风格，以飞狮纹圆形银盒为例，盖面圆形规范中心錾刻飞狮，四周有六朵宝相花组成的串枝花，盒底中心为六瓣团花，在萨珊、粟特地区流行的以带翼动物如狮、鹿、独角兽等为主体纹样，外围饰一周绳索纹圆框或花瓣的“徽章式纹样”装饰，与宝相花、团花等同时并存。葡萄纹流行于7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前半叶（唐代铜镜装饰的葡萄纹是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盛行的纹样，以后逐渐减少，8世纪中叶后少见），美国收藏的卧羊形银盒，因饰有细密的葡萄纹，时代应为7世纪后半叶至8世纪初。8世纪中叶以后北方地区很多器物改变了满地装饰纹样的做法，分单元布局，纹样由细密向疏朗发展，而在南方满地装饰依然盛行，以丁卯桥凤纹花瓣形银盒及北方法门寺出土的双狮纹花瓣形银盒为例，两者造型和装饰上接近，通体装饰，后者为南方进奉之物，银盒底外壁刻有“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等使臣李进”字样（供奉是唐代金银器赏赐、供奉、赠送、悬赏、贿赂等多种社会功能之一）。蚌形银盒形制特殊，盒体与盖仿蚌壳的上下两扇，以环轴连接，可以开合。此形银盒在开元六年韦美美墓、李景由墓、郑洵墓中各出土一件，时代均在8世纪中叶及以前，可作为判断蚌形盒流行时期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