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兆和的绘画作品，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当这种艺术思想植立于现实的意味中，并有意阐释关于战争命运的沉重课题时，他的艺术作品不再诉诸于审美特质的需要，而是从战争语境下强调人性的本质，使作品在精神困境中向理性回归，并表现出与美感和谐的画面语言的对立，以破碎的、残缺的生命方式呈现孱弱的人格特征与民族悲剧。以思想的深度立意予以介入，赋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不对等、不公平的阶级立场和底层的生活原貌，可以说，蒋兆和的艺术心声是以反思生命的寓意确立，继续其艺术感受中的道德关注与精神关怀的，并最终以现实主义生存语境下的个体身份参入到时代的社会角色中去。

　　蒋兆和的艺术创作包含着两种探索方式：一种是艺术语言的探索；一种是精神出路的探索。“所谓艺术语言，是指任何一门艺术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和手段，运用独特的物质媒介来进行艺术创作，从而使得这门艺术具有自己独具的美学特征和艺术特征。”（1）蒋兆和艺术语言的基本元素主要是针对线条、构图与技法的研究而展开的。被称作“徐悲鸿学派”的蒋兆和在技法上深受徐悲鸿绘画理念的影响，在传统绘画技法的基础上学习并吸收了西画中素描与油画特有的严谨、准确的比例结构和透视关系，逐步形成一种中西绘画相互融合、相互借鉴的新式绘画风貌。在蒋兆和的作品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已不再追随前人的笔墨迹象和写意的自由性，而是把西画的“形似”与中国画传统精神的“神似”进行了生动的结合，从而找到了较之于传统中国画的新的绘画语言和生存语境。正是这种艺术语言探索的尝试与创新从而挖掘出了符合于时代特征的人文精神和苦难关怀，从而在思想深度与现实的结合上更为缜密和理性。这两种探索的形式是辩证的，艺术语言的探索是外在手段，精神出路的探索是内在的主旨与灵魂。

　　正是基于对艺术语言的探索与尝试，蒋兆和于1936年创作了《卖小吃的老人》，作品受到西画素描的影响，老人消瘦的面部结构以及侧光的表现手法，呈现出一种委靡不振的内在心绪。在蒋兆和简洁粗重的笔墨线条下，粗陋的衣服轮廓，也表现出符合于人物身份的简朴与拮据。对于眼神的刻画蒋兆和恰如其分地把握了其神态与情绪，低婉而内敛，那一分不敢奢求未来的希冀与幻想在现实中消退；1937年的人物写生《卖线》、《老乞妇》、《看财喜》等作品，有的是反映儿童以卖线为生的生活素材，有的是表现乞讨度日的妇人形象，在表现卖花女生活状态的作品《卖花女》中，女孩侧身站立，手挽卖花的篮子，清秀的面容，有所期盼的眼神以及瘦弱的身体，构筑成鲜花与生命的对比性隐喻，把梦想的易逝与生存际遇的艰辛给予残酷的呈现。这些形象都在蒋兆和的艺术语言中变为了对相似命运和人生轨迹的抚叹与概括，也都存在有一个共同的品质和倾向：那即是物质上处于贫困状态的个体生命，在精神上陷入的孤独、不安与失望。而对这种命运归宿的心理描绘，正是蒋兆和归纳为孱弱性人格的社会心理趋向所尝试的探寻精神出路的现实意味；如果说1938年《多愁多病》、《拾废物的老娘》、《日暮途穷》此类作品还是通过心理刻画表现人物生存状态与境遇的话，那么，随着对战争的持续带来的现实灾难与精神创伤，在其后的作品中，苦难意味进一步得到了强化和突出。1940年的《伤兵》、《轰炸之后》将人物形象的描绘转变为对战争侵害的控诉以及劫后余生的悲悯与同情，战争题材的创作主题进一步诠释出蒋兆和感受到生命个体在无力摆脱现实苦难的生存语境下，运用艺术语言手段，在探索精神出路时借助于对现实的批判转变为一种精神的自省和自救。

　　蒋兆和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是借助于从现实中概括、提炼出的个体形象，是从社会的普遍性当中抽离出艺术表现的特殊性，并受到典型环境与典型形象思辨关系的关照。以蒋兆和的肖像作品而言，典型环境是以具体的创作年代与时代背景构建的社会环境来表现的，而这些人物形象只有纳入到这样的典型环境中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典型形象，并具有了社会性。在蒋兆和的作品中，他先确立所要表述的典型环境以勾勒典型形象，在艺术语言与精神探索的思想寓意探求下，又进而把握住对典型人格的洞察，直至塑造出带有艺术深度的典型性格。“艺术家必须善于刻画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人物性格的形成过程中，那本是外在于性格的社会环境、社会关系，通过人物与环境的不断的交互作用，逐渐化为人物的血肉，化为性格的内在的社会特质。”（2）在这些人物肖像作品中，以战争因素和阶级的对立因素，把外在环境对人物性格的影响化为内在的性格特质，而这种内在命运态度和生活情绪的形成以及表露，又恰恰是进一步深化对社会环境与社会关系的情感体验和主观感受。“用黑格尔的专门用语，叫做‘情致’——即‘存在于人的自我中而充塞渗透到全部心情的那种基本的理性的内容’。我们从唯物主义立场看来，那‘存在于人的自我中’的‘情致’，不过是外在的客观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关系在人的主观中的反应，在人的意识中留下的烙印，也即人物的独具特点的精神世界。”（3）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正是处于这一具体而特殊的抗日战争的环境影响以及阶级压迫的不公与艰难中，这直接导致了不堪于现实的苦难下，人物精神的孱弱型特质的凸显以及无力摆脱的精神落难，愈发加剧了孤独、悲观以及缺少价值感与归属感的精神逃避。所以说，典型性元素是蒋兆和艺术探求的根本基点，也是其批判现实主义思想的表现力。正是基于对典型环境与典型形象的认知与把握，蒋兆和实现了在静态画面上塑造动态生命的过程，在人与社会关系的统一性思考下，实现生命个体和具体时间、地点的融合，呈现出更具反衬意味的现实启示与戏剧效果。

　　对于现实主义作品而言，对典型环境与典型形象准确立意的同时，也以艺术语言（例如线条、构图、技法等创作手段）的加强来强化作品的艺术思想，而弱化了作品“形式意味”的存在。“‘再现的艺术’是艺术家按照他实际看到的客观物象去描绘，虽然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加工改造，有时也含有主观情感的表现因素，但作品中的物象与现实中的物象基本吻合。文学中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美术中的写实主义等等就是倾向再现的艺术。再现艺术的作品中，思想内容是第一位的，形式是第二位的。”（4）蒋兆和作品的思想特征正是以人性的高度感知生命，运用艺术语言探索寻求精神出路的艺术方式，以精神的励志与自救完成对苦难意识反思与觉醒的自觉性选择。在他的作品中，思想内涵是第一位的，艺术形式往往结合着艺术语言表现的外在手段变为第二位因素。在他1936年到1948年这段反映苦难情结的艺术创作时期，1943年9月创作完成的《流民图》则是其最具有思想性和典型意义的作品。这一巨作不以故事连接作为线索，而是以人物组像的方式呈现抗日战争背景下人民流亡的生存状态，作品继承了蒋兆和一贯的写实手法和绘画风貌，注重挖掘人物性格深处的精神烙印，表现生命的动态和内在情绪。作品以“形神兼备”的刻画方式，描写了垂死的老人、饥饿的儿童、失去土地的农民、受伤的工人兄弟，还有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等系列形象，直观再现了在生与死的境遇边缘，人物内心的彷徨与挣扎的情感过程。“爱民与救国”成为 “意藉真情，以抒悲愤”的蒋兆和解读战争，关注家园和民众的思想情怀和精神意蕴。正是因为写实技法的熟练运用，现实的悲怆人生和市井生活的原貌才得以在作品的思想内涵中呈现出独立的艺术语言美。因而在解读蒋兆和的作品时，作品的感人之处在于突出艺术语言的探求对艺术思想诠释的直观感染力和主体性情境共鸣所引发的真实感。

　　蒋兆和的艺术探求是自省的，也是理性的。当以这种现实主义语境下的艺术探求方式来梳理他的作品思想性和现实意义时，他把艺术语言的探索与精神出路的探寻方式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一直倾力表现一种“大悲剧”意识，通过艺术文本与精神诉求的语意断裂，解析苦难战争与人民流亡的原生语态。在艺术表现上，以艺术唯美的逆向性表述打破了歌颂生命、赞扬生命的积极审美态度，再现生命过程的残缺、脆弱甚至绝望。这种悲剧反映的不是区域性的人民迁徙，而是关系整个民族的动荡与流亡。作为社会中的一分子，以个体身份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时，那一分与祖国命运相系的忧患意识让蒋兆和在时代的不幸中找到了艺术与现实的关联与支点，在他流民色彩的作品中我们感知到蒋兆和对幼年时目睹军阀战争，青年时经历抗日宣传的人生经历与情感体验，也看到了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历史缩影，以及可以追溯的情感与文化血脉。

　　蒋兆和的作品一直以关注民生的态度在画面上重塑生命的“真象”，并试图传达人生的真理、唤起生活的信念，作品在时代的指向与历史反思中找到了一个艺术的契合点，并以悲剧形态的精神文本给予人物形象以新的解读与安置，正如他所说，“唯我所同情者，乃道旁之饿殍。”他的作品是真情的表露，更是现实主义生存语境下谱写的一曲生命的挽歌。    

　　注释：

　　（1）彭吉象著，《艺术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177页至178页。

　　（2）、（3）杜书瀛著，《论艺术的特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203页。

　　（4）孙美兰主编，《艺术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