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艺术

　　文化的记忆

　　铜镀金钟表艺术赏析

　　■彭晓东 赵彩云

　　英国著名的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讲述过一段被湮没了六个世纪的历史。他说当西方的钟表在十七世纪进入中国的时候，其实他们所装配的“擒纵机构”的雏形，在中国600年前已经出现。中国制造的带有机械部分的计时器出现的时间，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我国早在汉朝就已经有了大型天文计时器。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张遂在长安和仪器制造家梁令瓒共同设计制造了浑天仪，这座水力转动齿轮的浑天仪，比东汉时期张衡的浑天仪更为进步，已经发明了擒纵机构，计时、报时与近代时钟的机械原理非常一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评价它：“这种仪器正是以巨型天文钟的形式，走在欧洲14世纪第一具机械时钟的前面”。

　　北宋哲宗元佑三年（公元1088年），我国宋代科学家苏颂和韩工廉等人制造了天文观测仪器——“水运仪像台”，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天文钟。李约瑟博士认为：苏颂把时钟机械和观测用浑仪结合起来，比罗伯特·胡克先行了六个世纪，比方和裴先行了七个半世纪。我国的国际著名钟表大师、古董钟表收藏家、鉴定家乔大羽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初即首倡、提出了“中国人开创钟表史——钟表是中国古代五大发明之一”的观点。

　　明代初期承元代之风，在机械计时器方面有一些新成就，而此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在这一领域方面的研究，却有了很大的进展。1583年，西方的钟表首次传入中国，当时是由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等人作为礼物送给两广总督陈瑞。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耶稣会教士利马窦，最先向明神宗皇帝进献了两架钟：一架是巨大的自鸣钟，另一架是有中国图案装饰风格的座钟。这些都博得了朝廷的欢心，万历皇帝不仅将西洋钟置于自己的身边，还向人展示了这些来自于异邦的奇巧物品，这两架自鸣钟是皇室中拥有的最早角色。

　　西方钟表以及制作技术的输入，对清代钟表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清顺治九年（1652年）七月，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向顺治皇帝呈献一座“天球自鸣钟”，顺治十二年（1655年），汤若望的教友利类思和安文思，向顺治帝进献西洋大自鸣钟及沙漏壶、鸟枪、画谱等诸种西洋礼品。康熙、乾隆年间，欧洲各国为了打开进入中国的大门，传教士、商人、技术人员等，频频带进深得清廷和官宦富商喜爱的西洋钟表，作为礼物或进献宫中，或卖与官宦富商，同时也把钟表制作的先进技术带进中国，促进了中国钟表制造业的高速发展。

　　经历了明末清初对西方机械钟表的单纯仿制之后，在清朝的时候，中国也出现了一个制造钟表的自主创造时期。比如：具有中西方特点的宫廷钟、传统精神更具商业味道的广钟，以及传统文化浓厚的苏钟都是在这一时期制造的。

　　1691年康熙帝在宫廷里建立了专门制造自鸣钟的作坊。自鸣钟主要是用来贮藏西洋钟表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自鸣钟在收藏外其职能延至制造、修理。后更名为做钟处。从现在留存的钟表文献以及实物来看，做钟处主要是生产皇家所需。于是它也有了其独特的特点。在技术水平上来说，是当时最高的，皇家能够汇集全国的名工巧匠。做钟处的钟直接由皇帝担当主要的指导者，不仅在钟的样式上而且钟表的一些外部修饰上，皇帝都是最终的验收者。对比于其他的钟表，做钟处的钟表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钟表的表盘。其质地有两种，一为珐琅，一为铜镀金。

　　广钟是清朝至民国时期由广州地区制造的自鸣钟的总称。广州在清代特别是康、雍、乾时期在中西交流上占有重要地位。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开禁海后，欧洲金属工艺大量传入广州，工艺技术与造型图案对广州金属工艺生产业有一定影响。一些欧洲钟表商纷纷来广州设厂制钟。他们从仿制开始，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广州钟表不仅陈设于皇宫内院，官宦和豪绅们也竞相购买。在清朝时期，广州钟表以其独有的魅力占据着清代钟表市场。

　　广钟具有非常浓郁的民族和地方特色。其造型大多为建筑，有房屋、亭台、楼阁和塔或者是葫芦和花盆等器物形状。在外形上多采用“太平盛事”、“吉祥如意”的主题。有的以景物寓意表达我国的传统内容，如：“福禄”、“龙凤呈祥”、“三羊开泰”等。广州钟表比之于其他地方的钟表，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其表面多是色彩鲜艳的各色珐琅，当然这是与其所处的环境是有很大关系的。从一定情况说广州钟不仅是准确的计时工具，同时更是赏心悦目的机械。

　　“苏钟”也叫“南京钟”，与广钟相比较，苏钟的本土色彩更加浓厚，说它是真正意义上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钟并不为过。苏钟在设计方面具有传统的东方文化特色，尤其是把中国古代作为摆件的插屏造型艺术运用在外观上，为苏钟增添了古朴典雅的味道，提高了自身的观赏价值，因此也得到个“插屏钟”的美名。其次苏钟内部的机械零件全部是手工制造，尤其是在钟面四周的镏金上，雕刻有各种栩栩如生的图案，使人过目难忘，充分体现了当时能工巧匠的聪明智慧以及高超的工艺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