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因为工作的关系每天都要接待一些画家，有杭州本地的，也有一些是来自外地的画家。此后，大多数人都渐渐失去了联系，只有台州画家吴立民先生来杭州时仍会过来坐坐，一来二往竟成了忘年交。我与吴立民先生隔了一辈，他的年纪与我叔父辈差不多，他们这一代人的命运，跟那个时代一样，可以用多灾多难来形容。

　　负笈省城

　　吴立民，台州临海人，20世纪50年代末，因为家庭成分的关系，在当地被剥夺了继续读书的权利，不得已，来杭州投亲靠友进了杭州第十中学续读高中。

　　杭州第十中学的前身是创建于1806年（清嘉庆十一年）的宗文义塾。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改为杭州宗文中学堂，1912年改为杭州私立宗文中学校，1956年更名为浙江省杭州第十中学，已有200年的建校史，为杭州市最古老的一所中学。杭十中人文底蕴丰厚，人才辈出，毕业于该校的有教育家马叙伦，诗人刘大白、戴望舒，历史学家缪凤林、吴晗，作家张天翼、洪汛涛、郑秉谦，美术家董希文、叶庆文、傅维安等。吴立民在杭十中就读的一年多时间里是幸福的，他的绘画天分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作为学校美术课外小组的组长，他是一个活跃分子，但同学们看到最多的是他在画画，在他的速写本里有同学的面孔、学校的校舍和杭州街道的风景。他画油画，刻木刻，给当地的报刊投稿。

　　从杭十中所在的皮市巷到解放路，再向南走就到了南山路。南山路上有一所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曾经是吴立民魂牵梦绕的地方，他知道就在这个院子里有他崇拜的艺术大师，林风眠、黄宾虹、潘天寿，每一个名字都是响当当的。只要有空他就会步行去南山路，怀着一颗朝拜的心靠近那所院子，去闻一闻她的气味。

　　后来吴立民知道同学张鼓峰的父亲张漾兮就是美术学院版画系的主任，他就经常拿着自己的画去张漾兮家请教。有一次在张家偶遇刚调入美院不久的版画家赵延年老师，吴立民拿出自己的画给赵老师看，并表达了高中毕业后要考美院的意愿。赵老师认真看了吴立民的画后说了一番话：“你的速写线条流畅大胆，有一股野气，不要考美院了，走自己的路，你会有出息的。”这些话吴立民当时是不能理解的，然而赵延年的话就像预言一样，被历史一一印证了。

　　反“右”运动中，吴立民被他最亲近的同学出卖，以“与右派分子勾勾搭搭”的罪名，不得不辍学离校，早早地结束了自己的学生生涯。他又在杭州混了几年，曾在中山中路的西泠印社服务社跟随阮性山、邓端和两位艺人画扇面和绸伞。仍然做着画家梦的年轻人吴立民不会想到，画扇面和绸伞竟是他前半生做的最后一件与绘画有直接关系的工作。

　　1962年，吴立民受到下放处理，回到了临海农村。在要回老家的前一天晚上，吴立民又来到了美院的门口，面对着黑洞洞的美院大门，他暗暗对自己说：我终究是要回来的！

　　回乡务农

　　回到老家的吴立民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平凡的农民，平凡到连名字都没有的农民。在临海，大家只知道他的乳名叫“毛头”，从此，这世界上多了一个叫毛头的农民，那个有着画家梦的吴立民消失了。

　　吴立民的落难或许与他台州人的倔犟脾气有关，或许与杭十中“质朴耐苦，诚实不欺”的校训有关。只要是他认准的事，他会做到底，同样，只要在他眼里是好人，他就会跟你好到底，不管这个人成了右派还是反革命。

　　早在临海读初中时，吴立民就有一名死党式的朋友，这就是比他高两届的同学徐成淼（现为贵州民族学院教授）。徐成淼从小爱好音乐、绘画、文学，与吴立民气味相投，惺惺相惜。徐成淼17岁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和许多那个时代的青年一样，他激情满怀，政治热情高涨。但是，父亲的“历史问题”使他遭受政治和生活双重压力。他没有钱买邮票寄信，没有钱买稿纸抄写自己的小说，但是，他不气馁，拼命读书，几乎门门功课考5分。他写小说散文，不断给报刊投稿。尽管担心别人说他“假积极”，还是真诚地参加政治活动。但是，灾难还是发生了。他的一首二百字的散文诗被批判，随之被错划为右派。无休止的检讨，无休止的被批斗，恋人反目，同学落井下石，在他人生最黑暗的时期，只有吴立民一直与他通信，给他寄钱，给了他宝贵的信任、友谊和生存的勇气。39年后，徐成淼教授发表了他的日记体回忆录《我的复旦四年》，其中就有这样一幕：在最寒冷的季节，徐成淼被下放到上海郊区的农场里接受劳动改造。一天下午，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向他慢慢走来，渐渐地看得清楚了，来的正是他的老同学吴立民。站在冰冷的刚刚被翻耕过的农田上，两个年轻人相视无语，吴立民感觉到他的老同学在颤抖，他慢慢解下自己身上的围巾，围在了徐成淼的脖子上……

　　吴立民正是因为不停地为徐成淼喊怨、打抱不平，从而使自己的命运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毛头在临海一个叫兰田村的地方当起了牛倌，他还做油漆和木雕活，因为有美术基础做起来得心应手。干木雕三天后他就带起了徒弟，他给人画木雕图案，乡人一次就给他600元的设计费，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笔巨款了。于是在临海一带乡间，毛师傅的名声越来越大，也有人叫他毛老师、毛先生。吴立民是乐观的，他热爱自己的家乡和乡亲，热爱那里的山山水水。他娶了当地最美的姑娘为妻，有了一女二子。在这漫长的二十余个春秋，不知道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关于要做一个画家的那些事还会不会进入他的梦境？

　　重拾画笔

　　1980年吴立民平反了，这时的吴立民已经是当地一名优秀的水利工程师。他主持测量、设计和施工了十来座小水电站，最得意的作品是郑桥坑水电站，这是改革开放后他与人合资修建的一座800千瓦、年发电200万度的私营电站。本来，吴立民的后半生可能就安安稳稳地当他的电站董事长了，然而他不小心被一辆车撞了一下，这一撞撞折了右腿，同时也撞醒了他的画家梦。

　　在家养伤的吴立民又开始画画了，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吴立民喜欢大山大水，他曾8次溯长江入三峡，五上黄山，进西双版纳，观黄果树瀑布。他知道自己已经荒废了太多的时间，于是日夜笔耕，与纸砚为伴，进入了几乎疯狂的状态。

　　一百余年来，伴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传统绘画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19世纪末，黄宾虹先生就曾说：将来没有中画西画之分，只有世界的绘画。1912年，李叔同先生来杭州，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前身）图画音乐教员，用西方素描方法教授绘画，布置的作业是参照实物画一片枫叶，他的学生潘天寿不喜欢这种画法，只得了60分。20世纪50年代，受到前苏联的影响，有人说：中国人画画不应有中西之分而只有工具的区分，美术学院甚至一度取消了国画系，停了潘天寿等国画系教授的课。近年来，也有传统与现代，以及笔墨之争。

　　15年前，在中国美术学院孕育产生了艺术现象学学说，提出了拆拒旧传统、拆拒以往的理论、前人的学说，要求直接地、原本地把握绝对真理自身的倡议，即“排除成见”、“面对事实本身”强调“直观的方式”和“原初所与的方式”，从而引导艺术家直接面对鲜活的“生活世界”。

　　吴立民的优势就在于他没有先入之见，他喜欢潘天寿、李可染、陆俨少以及八大、石涛，但他不临大师的画，怕落入先人的窠臼。他从大师那里吸取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而不是笔墨技巧。吴立民是用自己的心灵在作画，面对大山大水书写胸中块垒。他是一个自由的画家，作画随心所欲，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山水、人物、花鸟、指墨无所不涉。面对一张白纸，打腹稿良久，然后六尺大画往往一挥而就，速度之快让人惊叹。吴立民称自己的画为“心画”，“鱼相忘乎江湖，画人相忘乎画。”此为画者至高境界。

　　68岁的时候，吴立民再次回到了杭州，回到了南山路，虽然他所熟悉的老美院的院子已经变成了新的样子，就像一个游子，他毕竟还是回来了。中国美术学院是有气度的，接纳了这个没有学历，也没有什么资历的民间画家。2007年1月1日，“吴立民画展”将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

　　作为朋友我为吴立民感到高兴，并预祝画展圆满成功！ 2006.1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