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为胜：今年7月初，我们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了“水墨雄风画展”新闻发布会，你作为参展画家之一，对策划这次展览的意义作如何评价？

　　范扬：我觉得“水墨雄风”提法非常好，因为过去的一些画展大都从某些倾向、观念上策划，你策划的这次画展，是从更高的层面揭示一个宏大的主题，是从中国社会文化意识角度去认识问题，我觉得比较高明，也极富有价值。回顾历史，自鸦片战争后，我们的国家因为闭关自守，倍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与羞辱，我们古代先贤智慧以及汉唐文化那种大气雄风已不复存在。在21世纪的今天，我国政治、经济呈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时候的民族更需要一种大气风范精神，为我们的民族伟大崛起确定自信心。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是从精神上复兴，中华民族精神复兴首先是文化思想上的复兴，这个伟大的复兴要靠我们这一代人来做，我们这代人不给它信心，不给它以博大的情怀，磊落之气，就不能指望它成功。我们现在举办画展，就是树立一种强音、力量和鼓舞力量的精神，创作出沉雄博大的作品激励下一代。

　　汪为胜：广义上说，“水墨雄风”不仅是停骖在视觉语言上的雄放或者说冲击力，而是潜沉在作品背后的笔墨强音，以笔墨这样的意识形态来表达一种“气”与“势”，代表着民族一种精神，在您的作品中是否有这种价值的取向？

　　范扬：虽然我来自于江南，但我对江南那种小桥流水不那么倾心，我的血里流淌的是北方人的血性，我有一种天生的凶猛、强悍，不屈不挠的气质与精神，欲想纵横天下，自由南北，所以我来到了北京。在我笔墨挥洒、淋漓致尽的同时，散发出的是博大而沉雄，一团元气。也许有人不喜欢我的作品，我会让他们喜欢。我觉得一个作品的力量不是取媚于别人，而是凭智慧征服别人，这就是婉约派与豪放派之间的距离，或者说是差异。婉约是取悦于别人，就像一个美丽的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目的是取悦别人，豪放派就是大江东去，就是征服别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豪放派的人，在我的作品背后，潜沉着一种力量，以混沌初开、张扬伟力来代表着民族的骨力，时代的精神。

　　汪为胜：当我们追溯中国美术史不难发现，北派山水精工，重技法，风格刚硬雄强；南派山水不拘形式，重率意，风格韶秀。董其昌、陈继儒等皆倡导南北宗说，把雄强归于北派，将韶秀列于南宗，而你的作品看起来有些南派的韶秀，而又埋伏着雄强之骨，对此你有何诠释？

　　范扬：一个作品是韶秀还是雄强不能完全停顿在画的表面看待问题，要从另一个高度去理解。我呆在南方时间较长些，南方人感觉都比较细腻，在笔墨的处理上也注重细微的关系。其实，我的作品在讲究笔墨技巧的基础上，更有些“蛮不讲理”的味道。换句话说，我是集南北于一体，然更多的是倾向于豪迈大气一面。南方也有像傅抱石这样的画家，作品豪迈，笔性超然不羁，但少些厚重，我就是有雄强与厚重，这是我区别于先辈画家的地方，也就是我存在的价值。而雄强并不在于五大三粗，而在于内在精神的强悍。前不久，我在钓鱼台国宾馆画一幅丈二巨制，我看见潘天寿也有张作品挂在那里，他画了一棵松树，是从左到右的，我是从右到左画了一棵大树。潘先生作品非常强悍，国画线条像钢丝一样强劲，创造了一个强其骨。我和他比较起来，我趋向于浑然厚重。这么大的画，线条必须站得住，必须真正强心、强骨，没有这种气概与精神，就不敢画下去。而站得住不是五大三粗，而是雄风，是精神。

　　汪为胜：古人云：“跌宕于风烟无人之境”。这句话恰当地概括了审美观照的特点。“跌宕”，我认为是无目的，“风烟无人”，是超越之境，在你的作品中，也有这样的感受，能否简单说些。

　　范扬：应当说绘画作品是凭着意象与感觉，是一种激情与浪漫精神，这要比纯理性、有目的好得多。当这个世界某种对象对你有心灵上的触动或者是感动时，你的作品为他（她）描绘就会产生作用和力量。我的作品所有行动的痕迹都留在宣纸上，当笔墨面对素纸时，没有犹豫不决，下笔如风，气势如虹，比较凶猛，有点“蛮不讲理”。其实“蛮不讲理”不是贬义词，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没有被我们征服，是因为他有蛮力，不讲道理。当然，我们讲蛮力实际是内在的一种元气，有很强的扩张性。我觉得我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实际就是一种强悍的、不容分说的、带有征服性的、带有稍微“蛮不讲理”的精神。

　　汪为胜：“水墨雄风画展”将在2007年元月初在北京开幕，你准备好了吗？对于展览有何期待？

　　范扬：我觉得这次画展会给人以新的审美取向。它告诉人们，这个时代也有这么一些画家，他们的作品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的脊梁，朝着磊落、宽广、雄强之气阔步前进，他们是那样地走着，而且走得是如此坚定，这是我们社会的责任，也是我们画展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