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第37版）

　　我逐渐意识到自己踏进了误区。

　　书法作为一种养分并不是可以这样直接浇灌在画面上的，正如在画上题首诗（哪怕是自作诗）也并不能真正标志作者的文学修养在绘画创作上的化育成果。中国画的特殊图式虽然界定着其特殊的存在状态，但图式本身仅仅是个表象，检视中国绘画的丰富遗产，就不难发现图式本身的脆弱性格。中国绘画真正的价值，则在蕴含于图式深层的文化内涵，那是无法用图像传达、无法用数据量化的鲜活生命，可意会而不能言传，可通悟而不易授受。这应该就是宋代邓椿说的“画者，文之极也”的意思。于是我们才能够理解古人为什么要说“吴带当风”、“曹衣出水”，却不直接说什么描、什么线；为什么要说“高峰坠石”、“千里阵云”，而不直接说一点、一横。我终于明白，我们今天鏖战不休却毫无善果的传统与创新的论辩，原来对立双方犯的是同样一个错误：把传统设定为一种已有的笔墨图式，守住了就是传统，打破了就是创新。因此就无法正确解释已融入传统的历代“创新”成果，更不可能给当代画坛以正确的启示。联想到王荆公游褒禅山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焉”的心得、张孝祥面对洞庭湖“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感叹、朱家济先生对王羲之兰亭序“好就好在没法说”的赏评，真正是通大道而穷精微者才能说得出的话。那么，当年潘天寿先生“可望而不可及”的，也应该是对那片“还在化开来”的荷叶后面吴昌硕活生生文化气质的感动。于是我明白了中国古代那么多从事书画的文人学者，为什么只留下那么几句心得，而且大多又说得颇让人觉着不着边际；他们宁可花不少精力去搜集掌故轶闻，却少有兴趣哪怕试探性地做点构建中国绘画（或书法）“理论体系”的工作。想要从高端和深层认识中国传统书画，语言和文字显得苍白无力，西方式的考证解析也只会造出重重迷障，因为中国画早就超越了这些智慧结构，遥遥领先地站在了科学的巅峰。

　　题材和主题是画家们创作中的日常话题，而古代的中国画家则难得说起。当然题材总是有的，主题也总是存在的，只是不消说或者不易说而已。我一直爱好读点古诗词，长期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类大白话的妙处捉摸不清，历来评诗者都同声称好，但终究还是“好在没法说”，这大概就是中国文艺的共同特征。后来我偶然把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李易安的“应是绿肥红瘦”、蒋捷的“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联系起来，发现他们表现的原是同一个主题：“流光容易把人抛”！池塘、春草、海棠、樱桃、芭蕉都是目之所击信手拈来的，可以是它们，也应该可以是别的什么。可见意有所欲达，则眼前万物揽而被之，无不如意也。我从这里仿佛悟到中国文人写意画观察和表现方法上的基本特征：不是触景生情，而是移情及物；我是主动方，物是被动方。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雅文化为主流的文化，而文化精英及其成果又无疑是雅文化中的标志或典范。特别是隋唐开设科举以后，千余年间，造就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庞大文人阶层，他们中一小部分金榜题名踏进仕途，更多落第者则依然过着平民的生活。但无论身份地位何等悬殊，由于接受过同样文化经典的长期教育熏陶，构建与自然、社会、他人的和谐关系，始终是他们共同的社会责任和文化理想。中国画（尤其是中国文人画）就是在这样一个特殊阶层参与或引导下，肩负着这样一种社会责任和文化理想建立起来的。因为它不同于西方贵族艺术的性质，所以能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绵延传承，终究没有消亡。

　　从清末废除科举以后，传统的中国文人阶层至今消失殆尽。传统的中国画还能一如既往地绵延下去吗？面对历史和现实，我曾感觉迷茫。这时我又想起被某些学者称为“中国文人画最后一位大师”的潘天寿先生。为什么说是“最后一位”？是潘先生最后受过科举时代的文化教育和熏陶吗？不对。潘天寿先生基本上是新文化的教育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但他的绘画作品和理念，又确实浸渍着深厚的中国文人画传统。我于是记起潘先生向我提到他曾使用过的“懒头陀”、“懒道人”、“懒禿”等别号时说的话：“我的旧学功底不好，所以那些年就得抓紧时间补课。其实我并不懒，只是画画少了。”他这里讲的“旧学”，就是经史子集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这些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想来潘先生不会全读，也实在不可能全读，他曾坦言“诗经我没有好好研究过”。潘先生曾提出“四分读书，三分写字，三分画画”的主张，决不是一时戏言，而是由衷的感受。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作为一位有理想、有抱负、有责任心的中国画家，须得在传统文化方面下些必要的功夫；在阅读文化典籍中，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不在词句，而在精神。对于新时期中国画家们来说，这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既然如此，又凭什么断定潘天寿先生就是“最后一位”呢？我们可以低估自己的能力，但没有理由低估历史。

　　确切点说，潘天寿是中国文人阶层瓦解后在中国画坛挺立起来的第一位大师。他的艺术经历为当代甚至今后一个长时期内中国画家的培养和造就提供了全新的经验。

　　三、走出误区，“写画”的感觉自然而然地发生

　　这些启示真的非常重要。虽然明知补“旧学”的课对我来说是个棘手的题目，潘先生是在中年之前完成的，我当时已年近60，颇有点力不从心，但找到了明确方向，毕竟是个极大的诱惑。我强制自己沉静下来，尽量从拥堵的社会圈子中脱出身来，尽量远离名利场上的角逐；我开始结交一些诗文古琴方面的朋友，真心诚意向他们请教，从中体悟到不少中国传统文化本质性的内容；我学会了使用电脑，上网发帖，既方便阅读，又扩大了交流空间。这种生活的感觉真好！心情放松了，焦躁与烦恼也消失了，闲来读书倦来眠，我以为只要怀抱着一颗进取心，就不应被视作消极的人生态度。

　　转折点是临写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这个碑帖向来为书法家称道，在我40年学书生涯中也曾多次临写过，但几乎每次都是兴冲冲地捧起，枯索索地放下：进不去，没感觉。这次却不知为何，越临越有滋味，几乎是一口气就把几千字临了下来。奇怪的是临完这碑以后，我作的画也与过去不同了。前年我又临了一遍元代张雨一卷三千多字的小楷，画法又一变；去年临了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画法又一变；今年再连续临了两遍《孔子庙堂碑》，进一步体会到书法画法相生相发的感觉。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也临了不少其他的碑帖，也读了点书，做过点旧体诗，还购置了一批历代名家书画复制品时供展玩，这对我的书画实践也起到了化育的作用。

　　去年开春至今年入夏这大约一年半时间里，我开始觉得有了“写画”的感觉，而这种感觉确实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没有刻意追求，也不曾矫揉造作。今年夏天以后，我休画半年，对比前几年的作品进行总结反思，认定这正是我该走的路。我设想着以“萧散简逸，恬淡清正”作为自己的艺术追求，“萧散”是境界，“简逸”是笔墨，“恬淡清正”是风格。

　　我并不觉得自己的经历和思索一定有多大价值，但我乐在其中；我并不指望自己会有多大成功，但我会努力前行，争取不做一名失败者。

　　我其实还算是个自信的人，只是由于自己近距离接触过几位真实的大师，而且时时记得他们的厉害，尚不敢失却自知之明，所以常被人误解为“低调”甚至不无“谦卑”之嫌。

　　我近来觉得迷雾已渐散去，前面的目标开始清晰起来。也许这目标并不被人看好，但正因为这样，这道上的空气应该会清爽很多。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走着瞧吧。

　　2006年12月26日夜于俨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