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书法热的潮起潮落，书法艺术的传承与创新一直是书坛的共同话语与审美母题。然而事与愿违的是，随着新世纪钟声的敲响，书法艺术已不仅仅是审美创新的美好心愿，更多的是四处涌动的新奇、流行与时尚。要说当今书坛，的确热闹非凡。各种赛事风起云涌，群展、个展层出不穷，真可谓你方唱罢我又登场，非要闹个天昏地暗不可。原本十分个体化、书斋化的传统艺术创作形式，在各类媒体的追光灯之下，很是无奈地裸露在人们多事的目光之中。当然这其中有许多人是心甘情愿地被曝光、被翻阅，心情还十分急迫。综合观之，当今书法之怪现象不外下列三大类：猎奇书法、名人书法、时髦书法。

　　猎奇书法。此类书写活动与书法本义有一定距离，原不该在此浪费笔墨，但惟其存在，偏不能回避它。奇者，怪也。非奇非怪便不能吸引人们的眼球。于是，诸多杂耍式的书写者即不断涌现，大有一浪高过一浪之势。诸如嘴书、脚书、左手书、双手齐下书、“拖把”书、反书、空心书、烙书、沙书、“茅笔”书、倒立书，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都是从电视报纸等媒体上得知的，要不然还真长不了这么多见识。其他未知的还要靠嗅觉灵敏的记者去继续搜索挖掘。《南史·齐高帝诸子传》记载临川王映“工左右书”，不知是否双手齐下者，若是，则王孙无聊，偶兴为之，也仅落得四字的笑谈而已，如不是草就此文，谁会说起他来。我想历史上肯定还有如此猎奇之人，惟因不合书法规律，又非王孙显贵，便只有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阒然无闻。然而如今沉渣泛起，甚有愈演愈烈之势，不断地强入世人眼帘，实在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名人书法。顾名思义，即是有名气的人写字，非指书法界的名家。这在过去没得说，因为许多大文人极大书家，反之亦然。而今不同的是，只要在其他领域混出点名堂，便思量着提笔写字，来书坛跑跑堂，混几个钱花花，或往俗处贴上“雅”的标签，借以说明自己很有素养，顺带提高名分。生在中国，谁还不会写几个汉字？于是乎，书法成了那些名人无事之余首先想到的一招玩酷手段。有了名气，有了钱，也来玩玩书法，这倒也罢了，不久前竟有一演员忝列不知哪个组织搞的全国十大书家行列，就有些文过饰非了。有些并不算大的官员亦不甘寂寞，到处留字题词，有此嗜好的官员常拿乾隆来说事，可人家那是皇帝，况且字也还混得过去，你就不同了，万一下台或是犯事，只有像胡长青那样害得人家忙不迭地将招牌字铲去了。至于学者和作家，此二类人很具隐蔽性，你们书坛不是提倡书家要加强学识修养嘛，那我们写字就当然是好字了。其实不然，硬笔和计算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与过去已经大不一样。从前的文人都是从小练字的，毛笔是过去人的必备书写工具，如今不是，你要写书法，就得补上毛笔书写这一课，从基本功练起，否则学问再大，于书法也可能一窍不通。

　　时髦书法。大概有两大类，一是所谓的“现代书法”，二是流行书风。二者均打着现代化的旗号，硬把自己打扮成书坛时尚的弄潮儿。且看那些所谓的现代书法：有解构汉字者，经偏旁部首的重新组合，拼成天书，无人能识；有讲究平面构成的人，用美术字拼拼凑凑成一作品，甚至用自行车辙痕印在宣纸上；还有干脆将一些象形文字“画”成其所象之“形”，美其名曰学习日本少字派书法；等等，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奇招迭出。前段时间在中国很是热闹的后现代艺术对书法这一极具民族性和传统性的艺术产生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是随着中国的后现代艺术日渐走向消亡，所谓的后现代书法亦应该退出书坛，别再混淆视听，弄出那么多的是非来。至于前一阶段涌现的流行书风，纷纷沾染丑怪恶札之气，将本该优美的汉字写得俗不可耐，竟有那么多年轻人乐此不疲，获奖的也有，搞展览的也有，真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早在宋代黄庭坚就说过：“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黄庭坚《书嵇叔夜诗与侄木夏》）鲁迅也曾说过：“汉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鲁迅全集》第九卷第344页）如今的书坛也不知咋的了，就让俗风劲吹，不“按美的规律造型”（马克思语），不免令人唏嘘不已。

　　如此多的怪现象之所以出现，原因十分复杂。下述几条只是为了叙述方便所作的归类表达，未必全面，但为了说明问题也只能勉力为之。

　　首先，社会生活中道德评价的失范，价值取向的多元，传统价值与精神境界体系出现令人伤感的裂痕，致使延续千年的书法传统受到怀疑与挑战，经典意义大大消解。从结构主义的立场来看，文化不仅是一种创造活动，而且是一种意义结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一个完整的意义网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中国人正生活于一个政治变革、经济发展及文化转型的历史嬗变时期，在外来文化冲击之下，传统文化所建构的意义世界受到强大的冲击，有些人因此陷入了深刻的精神迷惘和意义危机。书法艺术作为最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古代艺术之一，作为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其传统价值和意义结构已受到很强烈的冲击与挑战。书史上被奉为经典的“晋韵”、“宋意”等评价体系日益受到有些书法爱好者与实践者的怀疑甚至抛弃。不讲究笔法，无所谓审美，“丑怪恶札”之作日益充斥书坛，不断扰乱人们的视线，麻痹书法艺术的神经。

　　其次，西方哲学的进入，时尚文化的昌炽，影响到书法领域便是各种书法现代思潮的不断涌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西方的理论与方法走马灯似地在中国大地上轮番演练，企图获得文化霸权地位。于是在这种西方哲学和世俗化大潮冲击之下，传统的价值观念失去了原在的支配性，什么偶像权威等等纷纷失去威严与光环，以新奇、刺激、欲望作为主要特征的时尚文化，以排山倒海之势成为时代的文化潮流。艺术领域的后现代主义即打着反传统、追求现代性的旗号，堂而皇之地吞噬着高雅艺术的原有地盘。讲究所谓形式构成、肢解传统技法的现代书法即是西方的某些哲学观念与中国笔墨实践结合而产生的一个怪胎。个人化与个性化的倾向越来越突出，它的进步无须赘言，但与此同时，对书法艺术传统的传承与对艺术审美的终极关怀则日趋淡薄，又不能不令人忧心忡忡。

　　再次，市场经济的影响，金钱利益的诱惑，是各种书法怪现象充斥书坛的最直接的根本原因。当一个书法家成了某个书协的领导，原本羞涩的价格便会一路飙升上去；而名人写字，当然不排除其中有爱好书艺者，但究竟有多少是为了修身养性、弘扬传统艺术的？大多凭着自己的身份地位而谋得一字千金，实在是比其他途径获利来得容易许多。只要是中国人，汉字谁不会写啊。正好又赶上美丑芜杂难分的书坛纷乱时期，正好赶赶热闹，趁机捞上几笔。

　　最后，书法技术训练的高难度与相对枯燥，使一些人放弃正规的技巧训练与审美眼光的培养，变得急功近利，置传统的优秀笔墨系统于不顾，故弄玄虚，将原本高雅的书法艺术当成追奉时尚的手段，以致俗不可耐。比如为了参加某个比赛并期冀获奖，便投评委所好，以评委的书风作为自己的审美趣尚，希望获得评委青睐而获奖成名。说到底，其终极目标不是对书法艺术的不懈追求，而是对名利的饕餮。至于那些杂耍性的所谓书法创作，尽管受到媒体的一些猎奇追捧，则更是等而下之了。上世纪80年代起始的书法热潮，呈现给我们的是一连串反复无常、新奇怪诞以及带有娱乐性、平面性却并不复杂的行为，而书法艺术的真正规律性的东西与优秀的传统却在这种闹哄哄的热闹之中逐渐地被蚕食，以至成为稀缺性的物件。

　　宗白华在《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一文中说：“三代以来，每一个朝代有它的‘书体’，表现那时代的生命情调与文化精神”（宗白华《意境》第111页），尽管自唐迄清各个朝代都能被后人概括出每个朝代的主流书风，也能寻绎出蕴藏背后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氛围，但是自从王羲之标领时代潮流的妍美洒脱书风在东晋时代的横空出世，随着王羲之书圣地位在初唐时的最终确立，其后的整个书法史，都是在二王一系文人流派书法的审美趣尚所涵盖之下不断充实、变异与发展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是吗？贞观十三年，唐太宗李世民重金搜购大王真迹2290幅，令朝臣摹习，又在获取《兰亭序》后摹拓数百本分颁诸臣。其后武则天仍四方搜求右军遗迹。宋太宗时命王著编次十卷《淳化阁帖》，其中六至十卷皆为二王书迹。南宋高宗赵构也曾亲临《兰亭》，并说“学书必以钟王为法”。元代书坛盟主赵孟頫更是日夜临习《兰亭》，临摹智永《千字文》也多达500多遍。明成祖朱棣曾精选翰林院28人专学二王书法，致使永乐时帖学盛行。清初乾隆主持汇刻三十二卷《三希堂法帖》，亦以二王一系法书为旨归。由此可见，二王流派所独具的系统效应，在中国书法史的舞台上始终扮演着第一主角的角色，其他的个别现象只是支流和配角，只有在与王氏书风的比较之中才存在其意义。上述文字无非是想说明，纯真雅正、风神潇洒的书风历来是传统书法艺术的主流生存状态，在今后的书坛自然也应是新世纪书法家的发扬光大的主要方面。毋庸置疑的是，丑态毕露、乱糟狂怪的一系“笔法”显然不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更不该是书法作为艺术所应追求的爱情。从艺术的本质来讲，衡量艺术的最高标准，那就是“美”。正如德国启蒙主义美学家莱辛所说：“绘画的最高法律是美。”（[德]莱辛著、朱光潜译《拉奥孔》）我国林风眠先生也曾说过：“艺术的第一利器，是它的美。”（朱朴《现代美术家林风眠》）中国传统艺术一直走的是一条追访美、求证美、表现美的光明大道。书法艺术自然不能例外。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