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687期38版）    

　　有人认为契斯佳科夫不强调形体的结构，但实际并非如此。他在教学中一再要求解剖的准确性，他自己对人体骨骼结构也非常熟悉。在他的教学体系中，素描画面是自然对象和画家之间的媒介，它的重要作用在于检测对自然对象的描绘。因此他称自己的素描体系为绘画检测体系。列宾对这个认识对象结构的体系有较详细的描述。以头像为例，它在于头部诸平面的透视关系。这些平面之间的交界线，形成一个完整的网状结构，这就是素描头像的基础。这些平面的起伏关系符合头部的正确结构，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渐细化。在这里头骨的结构是主要的依据。假如素描不讲究内在的结构，那么必然造成骨骼与肌肉的分离，造成外观上的形体不准确，这恰恰是现实主义绘画的大忌。从契斯佳科夫的作品中看不到这种缺陷，他的优秀学生的作品中也看不到，而且新中国初期油画家造型准确性的空前提高是有目共睹的，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该体系的训练。因此不重视结构的批评可能还是出于理解的偏差。

　　还有人，如画家伯努瓦（Александр Бенуа，1870-1960），批评这种体系建立在某种“对表象机械的、无意识的描绘”的基础上。但是，这个体系决不会主张“机械的、无意识的描绘”，虽说，契斯佳科夫的方法显得过于严谨，甚至有点死板，单一作业耗时过长，可能造成学生的拘谨和麻木，但并非是不可救药的，至少，当时的教学效果应该是不错的，他的学生们一致认为他是自己唯一的老师，甚至像弗鲁别利这样另类的艺术家，也认为在契斯佳科夫门下的日子是自己一生中最快乐的。

　　契斯佳科夫体系并非不堪一击。虽然它不断受到批评，但并没有完全从课堂里消失，这足以证明这点。契氏体系是一个完备的以素描为重点的教学体系，它有哲学美学的基础，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反映论。它有自己的传统，就是古典的学院主义。在创作上体现为吸纳学院派精华，展现舞台戏剧般的人物组合，以最富包容性的瞬间传达故事的情节。它是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时代美术教育的结晶，也为苏联时代美术教育界所尊奉。契斯佳科夫本人也因出色的教学成就而被誉为现实主义美术教育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这个体系由于符合我国美术教育界所追求的现实主义观念和历史画创作要求，引入我国后很快被普遍接受，一度处于君临天下的地位。在全盘苏化的时代，我国美术教育基本上全盘接受了苏联的模式，参考苏联美术学校的教学大纲，并按照苏联制度建设美术学院、学院附中和美术师范院系。加上上世纪50年代苏联油画专家在中央美院办班执教，我国最优秀的教师和教育家参加那里的学习，和青年骨干赴苏联留学，以及苏俄优秀作品的示范作用等因素，契氏体系从思想观念，课程设置，教学要求，作画方法，直至工具运用，成为我国推行美术教育规范化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和实践手段。总之，这个体系具有系统性、合理性、可行性，不失为一个优秀的教学体系，一个可以拿来的外国典范，对于尚且杂乱无章的中国美术教育，当时的决策无可厚非。引进契氏体系的积极意义是让中国艺术家更直接地接触到学院派的系统训练，空前地加强了对人本身的重视，大大提高了科学的造型方法和写实能力，从而建立起一种评价标准。回溯中国艺术传统，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毋庸讳言，契氏体系的引进也造成了负面影响，因而不断受到后人指责。为什么它单单被我国引进并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实际上，接受是有选择性的，前提是符合接受者的内在需要，代表着接受者的意愿，而影响是通过接受本身产生的。问题出在大一统的思路，将契氏体系视为适合国情的唯一的外来的正确理论，被神化和独尊了。因而，用这个体系改造国画，改造版画，结果，不但抑制了中国画的独立发展，也压制了版画固有语言的特性，甚至危及许多不同风格、不同流派艺术家个人的发展。这种负面影响和付出的代价是显著的、沉重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民族化口号和个性问题就是一种反拨。今天对契氏体系的失望，恰恰是因为对它寄托了过高的期望。肯定一个学派，就将它放在至尊的地位，作为典型和榜样。这种一元化“大一统”的思维方式，必然导致坚持艺术标准的唯一性，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排他性，在学术上实行霸权主义，独占话语权，完全无视艺术多元性和多元文化的现实，导致不同思想和派别被边缘化。在这样的前提下，“百花齐放”便成为一句空话。

　　在契斯佳科夫活动的年代，尽管他影响很大，但并非一家独尊。除了契斯佳科夫以外，还有其他优秀的素描大师和教育家，例如，同在彼得堡美术学院的尼古拉·斐逊（Н.И.Фешин，1881-1955），就是其中一个。斐逊的素描突出结构，带有线面结合的特点。1901年他进入列宾工作室，1916年获美术学院绘画院士称号，1923年之前一直在彼得堡美术学院任教，与契斯佳科夫同事，之后离开俄罗斯移居美国，未能在俄罗斯形成更大影响。20世纪上半叶还有列宾的另一位学生，卡尔多夫斯基（Д. Н. Кардовский，1866——1943），也是素描教学高手。此外，萨维茨基（В.Е.Савинский，1859——1937），谢罗夫·柯罗文（К.А.Коровин，1861——1939），马科夫斯基（В.Е.Маковский，1839——1915），梅什科夫（В.Н.Мешков，1867——1946）等也是著名素描教育家。在苏联和在今天的俄罗斯，各种教学流派纷呈，并没有规定以契斯佳科夫体系为中心，只是相对而言，契斯佳科夫名气更大些。对更新的一代学生来说，如果继续坚持契斯佳科夫体系，可能会因为与时代观念相悖而让他们感到不知所措甚至陷入歧途。

　　契氏体系的潮起潮落引发了深一层的思考。今天，虽然民主化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离学术民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大一统思想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专家走上领导岗位，虽然增加了行政领导的学术含量，但是，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专家权力和行政权力集于一身，并不能防止以行政方式指挥学术研究，不能防止搞“一言堂”和以行政影响力掌控学术的话语权，他人的选择不容易得到尊重，甚至会受排斥。浮夸和盲从的心态，会助长宣传、炒作之风。宣传、炒作也许能提高知名度，但无法提高学术地位，充其量得到的是声势和利益，却无法得到高尚的学术地位。而在功利和虚荣驱使下的学术“大跃进”会误导学子舍本逐末，导致宝贵资源的浪费。在这种情况下，无为而治，或许能恢复学界的平静，或许更有利于学术民主和思想自由的原则，更有利于建立学界的和谐社会。回顾历史，民主学风的缺失仍然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