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城绍兴，有一位名闻遐迩、专习“二王”的书法家，姓朱名仲夫。

　　初识仲夫君，那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听说市文联新近转业来一位酷爱书法的诸暨老乡，不曾预约，便冒冒失失，与另一位小老乡径直叩开了朱仲夫的办公室之门。仲夫君见来人是两个未曾谋面的毛头小伙，并未露出不悦之色，而是热情接待。只见仲夫君的办公室四周的墙上、办公桌上到处是书法新作，满室翰墨飘香，书法自然成了彼此最好的谈资。

　　其实，朱仲夫走上书法创作之路，很大程度上属偶然为主。专攻“二王”又是近几年的事。

　　早在上小学时，身材瘦小的朱仲大，字写得歪歪扭扭。即便读初中，书写功夫仍然很差，其字潦潦草草，叫人难以辨认，少不了遭老师的批评。有道是穷人的孩子早懂事。初谙世风的小仲夫开始苦练钢笔字。“那时根本没有字帖，就一个劲地瞎写，”朱仲夫回忆学书过程，爽朗大笑。

　　1963年，朱仲夫穿上了军装，有了更多的时间练习书法。“1969年，时值轰轰隆隆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个废纸堆中，我偶然拣到一本柳公权的字帖，觉得字刚劲有力，就用大量的废报纸临写。这本字帖，我至今还保存着。其后我又临钟绍京、赵孟頫的小楷，曾用整整一年时间，抄写了几十万字的佛经。再后来临赵孟頫、米芾的行书并在王铎和傅山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作为军人的朱仲夫，就这样临帖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别人逛街、闲聊，他却一头扎进“书堆”，或看书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或笔走龙蛇，沉浸于墨海的欢乐之中。

　　在谈到这一时期学书过程时，朱仲夫不无感慨地说，那时无论学柳公权、钟绍京、赵孟頫，还是学王铎和傅山，更多地注意其字形，片面追求字体结构“形态”之相象，而忽略了对先辈名家书法整体精神的把握，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形似”上，而忽略了“神似”。

　　转业后，朱仲夫除向书本学习以外，还把目光瞄向了大自然，无论山有多高，崖有多陡，只要有摩崖石刻及名人碑文什么的，他都要挤时间，亲临现场观摩学习。此时的他，对石刻、墓铭，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每见一处，便心追手摹，久久不肯脱身，直至学得差不多，方肯离去。

　　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便是在文联工作，朱仲夫每年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名家，仲夫君是绝不会放过这一学习的大好机会的，他像小学生那样虚心，像圣教徒那样虔诚，恭恭敬敬地向名家求教。本地的书画家更不待言，许多成了他的座上客。

　　朱仲夫认为，作为一个书法家，既要具备崇高的艺德，又要具备高超的艺术技巧。在他的心目中，书法艺术既是“线”的艺术，又是“墨”的艺术。如果说“线”是“动”的，那么“墨”是“静”的；换言之，即“线”是“纵”的，那么“墨”是“横”的。因此，“线”要灵动，“墨”要有神韵。只有将两者完美结合起来，才称得上书法艺术。

　　遵循这一艺术准则，朱仲夫在创作书法作品时，十分注意“线”与“墨”的运用，总是以娴熟的线条运用自如地把握理性形准与感性形准的关系，使自己的书法作品神韵表现重于形似追求，并在“线”与“墨”的结合上，尽量做到完美统一。故此，他在运笔与落墨过程中，较好地注意了快与慢、干与湿、局部与整体、“血”与“肉”、“骨”与“皮”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了创意与传统、写意与工整、方与圆、长与短、黑与白、浓与淡、枯与润、腴与瘦、粗与细、巧与拙、轻与重、疏与密、虚与实、有与无的鲜明对照。因而他的作品，看上去似行云流水，既轻灵飘逸，流畅欢快，又墨色相和，浑然一体。难怪近年他的一些作品被国家美术馆、博物馆收藏，被海内外独具慧眼的人士所钟情和珍爱。

　　前不久，笔者问及为何近年他要专攻“二王”时，朱仲夫笑眯眯地说，“‘二王’书法的结构是那样的疏密有致，字体是那样的俊秀优美，线条是那样的刚柔并济。而米芾、王铎等书家发挥了不少王羲之的东西，同时也摒弃了不少王羲之的东西。而今我们必须全面继承王羲之这份优秀遗产。”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朱仲夫才以全新的目光，重新审视自己的学书历程，并作出痛苦抉择，沉浸和徜徉在王羲之的《寒切帖》、《十七帖》、《远宦帖》、《行穰帖》和《王献之鸭头丸帖》、《洛控赋帖》及《中秋帖》之中。

　　余审视仲夫君所带几幅近作，既有“二王”的“形似”，更得“二王”的“神髓”。其用笔，中锋、侧锋兼顾，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落墨，干湿并用，相映成趣，各尽其妙。字体结构于平淡中见奇巧，章法布局于朴实无华中见妙处，可谓字字珠玑，帧帧妙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