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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27日     收藏 打印 推荐 朗读 评论 更多功能 
翰墨飘香勤是径
  在古城绍兴,有一位名闻遐迩、专习“二王”的书法家,姓朱名仲夫。

  初识仲夫君,那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听说市文联新近转业来一位酷爱书法的诸暨老乡,不曾预约,便冒冒失失,与另一位小老乡径直叩开了朱仲夫的办公室之门。仲夫君见来人是两个未曾谋面的毛头小伙,并未露出不悦之色,而是热情接待。只见仲夫君的办公室四周的墙上、办公桌上到处是书法新作,满室翰墨飘香,书法自然成了彼此最好的谈资。

  其实,朱仲夫走上书法创作之路,很大程度上属偶然为主。专攻“二王”又是近几年的事。

  早在上小学时,身材瘦小的朱仲大,字写得歪歪扭扭。即便读初中,书写功夫仍然很差,其字潦潦草草,叫人难以辨认,少不了遭老师的批评。有道是穷人的孩子早懂事。初谙世风的小仲夫开始苦练钢笔字。“那时根本没有字帖,就一个劲地瞎写,”朱仲夫回忆学书过程,爽朗大笑。

  1963年,朱仲夫穿上了军装,有了更多的时间练习书法。“1969年,时值轰轰隆隆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个废纸堆中,我偶然拣到一本柳公权的字帖,觉得字刚劲有力,就用大量的废报纸临写。这本字帖,我至今还保存着。其后我又临钟绍京、赵孟頫的小楷,曾用整整一年时间,抄写了几十万字的佛经。再后来临赵孟頫、米芾的行书并在王铎和傅山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作为军人的朱仲夫,就这样临帖成了他每天的“必修课”。别人逛街、闲聊,他却一头扎进“书堆”,或看书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学艺术修养;或笔走龙蛇,沉浸于墨海的欢乐之中。

  在谈到这一时期学书过程时,朱仲夫不无感慨地说,那时无论学柳公权、钟绍京、赵孟頫,还是学王铎和傅山,更多地注意其字形,片面追求字体结构“形态”之相象,而忽略了对先辈名家书法整体精神的把握,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形似”上,而忽略了“神似”。

  转业后,朱仲夫除向书本学习以外,还把目光瞄向了大自然,无论山有多高,崖有多陡,只要有摩崖石刻及名人碑文什么的,他都要挤时间,亲临现场观摩学习。此时的他,对石刻、墓铭,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每见一处,便心追手摹,久久不肯脱身,直至学得差不多,方肯离去。

  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便是在文联工作,朱仲夫每年都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书画名家,仲夫君是绝不会放过这一学习的大好机会的,他像小学生那样虚心,像圣教徒那样虔诚,恭恭敬敬地向名家求教。本地的书画家更不待言,许多成了他的座上客。

  朱仲夫认为,作为一个书法家,既要具备崇高的艺德,又要具备高超的艺术技巧。在他的心目中,书法艺术既是“线”的艺术,又是“墨”的艺术。如果说“线”是“动”的,那么“墨”是“静”的;换言之,即“线”是“纵”的,那么“墨”是“横”的。因此,“线”要灵动,“墨”要有神韵。只有将两者完美结合起来,才称得上书法艺术。

  遵循这一艺术准则,朱仲夫在创作书法作品时,十分注意“线”与“墨”的运用,总是以娴熟的线条运用自如地把握理性形准与感性形准的关系,使自己的书法作品神韵表现重于形似追求,并在“线”与“墨”的结合上,尽量做到完美统一。故此,他在运笔与落墨过程中,较好地注意了快与慢、干与湿、局部与整体、“血”与“肉”、“骨”与“皮”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了创意与传统、写意与工整、方与圆、长与短、黑与白、浓与淡、枯与润、腴与瘦、粗与细、巧与拙、轻与重、疏与密、虚与实、有与无的鲜明对照。因而他的作品,看上去似行云流水,既轻灵飘逸,流畅欢快,又墨色相和,浑然一体。难怪近年他的一些作品被国家美术馆、博物馆收藏,被海内外独具慧眼的人士所钟情和珍爱。

  前不久,笔者问及为何近年他要专攻“二王”时,朱仲夫笑眯眯地说,“‘二王’书法的结构是那样的疏密有致,字体是那样的俊秀优美,线条是那样的刚柔并济。而米芾、王铎等书家发挥了不少王羲之的东西,同时也摒弃了不少王羲之的东西。而今我们必须全面继承王羲之这份优秀遗产。”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朱仲夫才以全新的目光,重新审视自己的学书历程,并作出痛苦抉择,沉浸和徜徉在王羲之的《寒切帖》、《十七帖》、《远宦帖》、《行穰帖》和《王献之鸭头丸帖》、《洛控赋帖》及《中秋帖》之中。

  余审视仲夫君所带几幅近作,既有“二王”的“形似”,更得“二王”的“神髓”。其用笔,中锋、侧锋兼顾,恰如其分,恰到好处;落墨,干湿并用,相映成趣,各尽其妙。字体结构于平淡中见奇巧,章法布局于朴实无华中见妙处,可谓字字珠玑,帧帧妙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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