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日本人展示了大量歌川一派的浮世绘，这着实让欧洲人吓一跳，令他们眼前为之一亮。浮世绘引起了西方，特别是法国艺术家们的极大兴趣，出现了许多法国画家研究日本木版画的热潮。当时的印象派画家马奈、德加以及文学界的人士经常光顾专门展销日本美术品的“玛塔姆·杜威”美术店，将其中的一些浮世绘编辑成专册，还成立了专门研究探讨浮世绘艺术的沙龙。

　　他们在浮世绘艺术里发现了一种新的绘画表现方式，这种方式中完全没有学院规则和陈腐思想的印记。日本版画帮助他们觉察到自己的绘画中或多或少还保留着的学院程式。其实，欧洲人对于东方的向往早在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写的《马可·波罗行记》里就有记载，尤其对中国的瓷器和商品更是喜爱有加。但是由于中国封建没落王朝的闭关锁国和明末农民起义等因素，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无法直接从中国购到瓷器和其他商品，因而只好改道从日本进口。正是这个时期大量的日本瓷器、绘画和工艺品传到欧洲，日本浮世绘艺术也开始大量在欧洲出现。日本成为当时影响欧洲的主要东方国家。面对这个史实，著名美术史家贡布里希在《艺术发展史》中曾提到：“在19世纪中期日本被迫和欧美通商时，这些版画经常被用做包装纸和填料，可以在小吃馆里廉价买到。”

　　浮世绘是江户时代（即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7年）以市民阶层为基础而发展成的风俗画。它主要表现市井生活的人物和场景，如美人、歌妓、浪人、花街柳巷和旅游风光等。因其贴近百姓生活而又具有独特的形式美，深受市民阶层的欢迎。

　　浮世绘的绘画语言追求作品的形式美，题材的选择则在次要位置。它对印象派一些画家作品的风格转变和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正如一位印象派画家所说的：“日本的艺术家使我们更加坚信我们的许多看法。”在印象派产生之前，“为了反映这种对大多数欧洲人而言仍然比较陌生的视觉经验，印象主义画家从当时流传到欧洲的日本版画中寻求帮助。日本版画教给印象主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是如何用纯色来绘画，另一个是如何采用新的构图方式。特别是在色彩领域，如果没有日本版画，印象主义画家就不可能如此迅速、如此大胆地抛弃欧洲艺术传统的用色技巧，完美地表达新的视觉经验。”因此，有人认为，日本版画对印象派影响甚至超过了摄影；还有人认为，在浮世绘没有传到法国之前，还无人敢独自坐在河边，直接用颜料在画布上一笔一笔地画出红屋顶、冲刷过的白墙、绿色杨树、黄色道路以及蓝水。这些艺术思想及理念深深影响了印象派和后来的纳比派艺术家。

　　纳比派画家波纳尔非常推崇东方艺术，特别是日本木刻版画和浮世绘。他对东方绘画细心体会，并真切理解和把握，没有完全描摹，而是抽取了东方艺术中的一些要素，并把它们用他的逻辑重新排列起来。他描述巴黎人日常生活，画中留出大量空白，用倾斜视点平面地展现画面空间。在1889—1892年间他像游戏般不经意地创作了一系列屏风画，具有浓厚的东方意味，装饰性很强。画面中保留了大量空白，衬托出要表达的主体。两个保姆的形象很雷同，处理方法上也非常相似，上方的马车连续起来，造成一种重复，像纹样装饰。他获得了“受日本影响的纳比画家”的称呼，他的朋友、画家朗松甚至幽默地给他起了“日本纳比”的绰号。

　　纳比派艺术家注重强调作品装饰意味，正如修士画家维科德认为的：“在建筑师认为自己的工作完成以后，画家的工作才刚开始……在墙上作画只能是平面的……与透视毫无关系……根本没什么‘绘画’、有的只是‘装饰’。”

　　但是，波纳尔与其他法国画家一样，对优化质感的追求使他后来脱离了日本绘画的影响，逐渐转向更富于感官美和立体感的色彩造型方式。此一时期日本对法国美术的影响仍在回荡，但逐渐扩散开来，波及到装饰美术领域，特别是影响到一种蜘蛛网式卷须和舞鞭状的样式，即产生所谓的“新艺术”的样式。

　　“新艺术”样式综合日本趣味和欧洲工艺美术运动的美学思想，是欧洲艺术趣味变迁历史上重要的一章。可以说，对欧洲美术产生深刻影响的东方美术刚刚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