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住时间和地点了,却记住了徐锡澄的名字——缘起一幅书写白居易七古长诗《琵琶行》的草书长卷,和谐的笔韵,裹挟着作者跳跃的情感,起伏的节奏,推涌着作者丰富的想象,既让我看到了徐锡澄别有洞天的书法才情,也使我感受到徐锡澄对一首诗歌名作的深刻理解。
我刚刚放下《元白诗笺证稿》,正为倡导“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陈寅恪解构白诗的深度与广度拍案击节时,看到徐锡澄的草书长卷,也许是巧合,但我愿意看成是一种暗示。
此后,我开始关注徐锡澄的书法创作。陈寅恪以诗证史,我愿意以文证书。在我的直觉中,徐锡澄更多地开掘了明人的书法矿藏,明人草书惯长的气韵、风骨,飞流直下的气概,以及张弛有序的展开,明显地从徐锡澄的笔下呈现出来,弥漫着浓郁的文人气息。书坛厚古的倾向越来越重,甚至一些人走极端,宣称晋以后的帖不写,以示自己的字有来历,高古或者深邃。这一点与藏书界有一点靠近,善本即古,似乎成了藏书家的价值尺度。其实,善本的内涵由文化价值主导,正如同书法的高古与深邃,不以时间量化,则由美学决定。我说,厚古不如尊古,厚古有一点盲从,尊古才是一种理性。
徐锡澄是尊古者,因此,他对历史的文化记忆,有范围,也有选择,那就是与自己的理想合拍,与自己的认识相契。有可能,他追寻的目光穿越了若干个朝代,但是最后,还是在明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记忆从这里开始,他倾注了生命的激情,真实把握住了这种儒雅的古韵文风。
又看了徐锡澄的许多作品,技法、韵味无可挑剔。书法创作与文学创作不同,它可以循环复制,既然拥有草书长卷《琵琶行》的水平,写任何作品,都差不了哪去。然而,草书长卷《琵琶行》对我的震撼,是其他作品无法比拟的。应该说,这幅作品不仅是徐锡澄的代表作,也是当代书坛的代表作。那么,我们以此路径探讨徐锡澄的书法,遗憾就会少一些。
文化记忆的清晰,落实到徐锡澄的笔端,自然是与传统一脉相承的艺术表述。书写的真实与记忆的真实相一致,所构筑起来的艺术世界,当然生动,完整,进退相宜。这是典型的文人书写。我始终认为,文人书写是历史与现实书法真实意义的体现,它与文化信息的传递,生命情感的呈现,与知识的积累,人格的修炼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是文化性、精神性、人格心性的形象提炼,显示出徐锡澄尊古又不泥古的立场与胸襟。《琵琶行》一诗反映了唐朝新的生产关系,唐帝国在安史之乱以后,依靠东南财赋,以盐税、茶税为政府经济支柱。可是,商人、尤其是茶商,既非贵族,也非科举出身,拥有财富,却无门第和文化。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茶商具有消费的霸权,《琵琶行》中的男女私情,陈述了唐帝国价值观念的腐朽、尴尬和无奈。显然,徐锡澄熟读了这首长诗,因此,草书长卷《琵琶行》贯穿的情绪,恰恰是文人中和境界的呈现,生命内涵的拓展。直接而率真的书写,突出了元白诗作感喟人生的起伏迭宕和自己读诗写字的感伤与淋漓。徐锡澄的高度,在于他没有张扬技巧,更没有以书法的外在形式掩盖文化精神的缺乏,而是在字里行间灌注自己的心性操守,对文化记忆进行真挚的表述。正如同言恭达所说:“以自我情性、气质成功地使线条优化组合,提升作品的写意层面,体现为宏阔、雅逸、虚灵的‘笔墨当随时代’的主体风貌,从而写出当代人的胸襟与情趣。”
正是因为这样的感受,徐锡澄的书写自然出神入化。诚如张怀瓘指出:“可以心契,不可以言宣。观之者,似入庙见神,如窥谷无底。俯猛兽之牙爪,逼利剑之锋芒。肃然巍然,方知草之微妙也。”徐锡澄草书的“微妙”正在于自己文化记忆的真实,他依托长期的实践,将一首耳熟能详的诗歌作品落实纸面,笔端掷地有声,张弛有度,显示出作者强大的自信。
徐锡澄的草书有了境界,这不是简单的事情。书坛有一些人,写了一辈子字,如赵壹所说“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也写不出韵致与风采。原因并不复杂,那就是把写字仅仅看成了一种庸常的运动,一种技巧的叠加,觉得依靠时间的积累,就可以走向书法的极致。表象永远替代不了本质,书法家的外在动作,是书法作品完成的必要物质条件,一定不是艺术的终极。透过徐锡澄的草书,我们看到了文化的支撑,其中有徐锡澄对书法史的熟知,也有自身阅历、品性、修养的体现。后一种条件,对书法家来讲极其重要,它是书法家对自身超越的根本。徐锡澄习练书法,与他的文化启蒙同步进行,这就使自己对书法的理解没有偏离文化的轨道。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不同书体的认知,汇聚成以文人书写为核心的书法艺术观念。从这一角度出发,他明确了书法艺术追求的方向。
选择即命运。徐锡澄古脉正大的文化视野和谨严阔博的人生历程,使文人书写的笔端添加了生命的血脉。因此,我们阅读徐锡澄的书法作品,在艺术愉悦的背后,又感受到了人生的起伏,岁月的苍凉。书法艺术极难表现的悲剧意趣和人性冲突,却在徐锡澄的笔下难能可贵地实现了。
最后说徐书的不足。人们愿意引用孙过庭“心手两畅”的观点来论述书法家创作过程中的自然倾诉和真挚表达。殊不知,畅的情绪一旦失控,就容易入俗。徐书需要克服的就是对所谓“心手两畅”的控制、收敛,不要轻易改变线条的长度、弧度,尤其是与汉字结构相悖的夸张与变形。米芾在《海岳名言》中说道:“变态贵形不贵苦,苦生怒,怒生怪;贵形不贵作,作入画,画入俗。皆字病也。”通过对古代书论的总结,我得出这样的体会:收即雅,放则俗。徐锡澄优秀的书法作品,无不透露出作者的坚忍、含蓄,就如同草书长卷《琵琶行》,用笔之自由,草法之精确,控制之得当,甚至成为当代无懈可击的草书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