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长安”是地域的表征，毋宁说是文化的符号。在传统的文化语码中，“长安”的语码意义是大气、厚重与力度。有了这样的文化语码，所有的“亲历”都必将是朴素而非奢华。因此，我说《亲历长安》首先是一本关于朴素的书。它的朴素不是煞费苦心的装饰，而是发自肺腑的“亲历”。

　　我不知道作者的“亲历”是否有“绝知此事要躬行”之意，我只知道对于画画来说，无论是本书作者，还是作者访谈的另外九位画家——崔振宽、王炎林、江文湛、王金岭、赵振川、郭全忠、罗平安、陈国勇、张立柱都是画坛高手。由于各自的审美偏好以及由此而来的审美选择，9位画家对于绘画与人生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这种理解并不妨碍他们共同的有关朴素的表达。朴素的表达基于两个层面：文字和图像。就文字层面看，雍生访谈的九位画家并不以文字为业，但他们朴素的文字风格还是让我感动。在他们的文字里，没有文字专家的浮华和巧饰，有的只是缘自本色的真纯和直截了当。

　　当然，仅仅是朴素的文字还不足以说明画家的朴素。因为，他们的长处并不在于文字，在自己并不擅长的领域保持沉默或者朴素的言行毕竟是聪明的选择。记不清谁说过这样的话：技巧是对一个艺术家真诚的最好考验。也许，只有在画家们技巧纯熟的领域，比如绘画，我们才可能谈论画家们的朴素与真诚。

　　除却我已提到的朴素的文字，本书还收录了画家们的一些画作。透过这些作品，我们看到，无论访谈者还是被访谈者，他们的作品只是朴素二字。这样的朴素本色即便是在讲求轻松的江文湛的作品中，也一样自自然然。若从笔墨技巧的角度看，书中所录的9位画家都已走在画坛前列，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与方位丰富了当前中国画的笔墨内涵。但是，不约而同的是，9位画家都没有为技巧而技巧，无论厚重，还是苦涩，也无论轻盈，还是诡谲，总有一种自然与本色的精神在支撑，他们的作品才有了活力。

　　除了图像与文字，本书的朴素还表现在访谈者与被访谈者都不故做高深。当然，不故作高深不等于就是肤浅。事实上，若以专业水准论，本书所访的九位画家都是“高深”级的艺术家。可我注意到，在谈论他们艺术理想时，他们不仅虔诚，而且朴素。尽管他们谈论的话题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是老生常谈，比如王炎林的“艺术容不得虚伪”，王金岭的“害怕探索，永远画不出好画”等话题早已被各种人在各种场合谈过了，但是，这些看似老生常谈的话题却在他们朴素的言谈中重新泛起生命血色。这种生命的奇迹不是来自理论的高深，而是来自语言的朴素与真诚。

　　其实，对于艺术家来说，思想和感情是两大危险。第一项危险不是来自思想而是来自肤浅。也就是说，一个肤浅的人如果不试图表达他的思想，我们很难知道他的肤浅。然而，一旦他故作高深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我们马上知道他的弱点。第二项危险便是情感。与第一项危险相同的是，情感本身并不危险，危险的是肤浅的人总是不知道节制。这也是我们经常在劣等诗人那里看到的感情泛滥般的直抒胸臆。相对于那些肤浅的艺术家们爱用的“啊”一类感叹词，本书所录9位画家不仅不用虚饰的感叹词，而且语词节制。这样的结果是他们的谈论挽救了失血的话题。罗马尼亚的鲁·布拉在《诗与诗论》一文中写过这样的话：“非凡的意境可以挽救一个平庸的韵脚，而无论多么出色和非凡的韵脚都无法挽救意境之空虚。” 《亲历长安》正是一本生产“非凡意境”的书。它的“非凡”不是奢华而是朴素。

　　诗人说，奢华的年代朴素是一种力量。有了这种力量，“亲历长安”首先“亲历”的是朴素的心灵以及朴素的话语方式。通过那些朴素的话语，我们终于明白：大音稀声。其次，“亲历长安”亲历的是“长安画派”“谈艺不谈技”的思想风范。在这样一本书里，你不会得到淡墨、宿墨的使用说明书，但你一定会明白瓦雷里所说的那句话的意义。那句话是这样说的：“诗并不因为曾经活过而要死亡，他明确要从灰烬中重生，而且永远保持它原来的样子。”原来的样子是什么?我不说，我只是请你读读这本朴素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