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描——按照一般美术学科的理解大概有两项功能：一是训练技法和造型能力；二是为油画（中国画通常称之为黑白稿）勾勒基础，为进一步完成作品作准备。素描的独立审美价值往往为人们忽视。然而，优秀的素描作品同样魅力无限！画家敬庭尧创作的巨幅素描《红河谷》可以说就是一曲感人至深的未完成的交响乐。

　　《红河谷》是一幅历史画，它讲述的故事是这样一个悲壮的背景：公元1904年初，英国军官上校荣赫鹏率领部下从印度出发，穿越则列拉山口经亚东向西藏第三大城市地处年楚河谷的江孜县推进。英军不断进犯的消息震惊了整个西藏。噶嘎政府发布征兵命令，动员全藏百姓支应兵差反抗英军入侵。江孜为宗政府所在地，其宗政府设在城区最高的总山顶上，由于驻守江孜的军队已大部分调往南面防守，加之前期交战失利后没能及时会合，因而现有兵力和武器与英武悬殊太大，四月中旬江孜失守。藏军尔后立即动员民团武装向江孜集结，对英军形成包围之势，至六月初击退英军数次，极大鼓舞了士气。可惜的是，民团军缺乏严密组织和得力的指挥，未能一鼓作气彻底歼灭敌人，英军再次发动进攻，西藏军民用火绳枪、弓箭、大刀、长矛和抛石等武器与英军斗争持续了三个月，军民死伤无数，十分惨烈，西藏军民在保卫西藏这块神圣的领地，保卫家乡中英勇不屈，视死如归，曾经美丽雄伟的年楚河谷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百多年后，人们自豪而亲切地把这条英雄的河谷叫作“红河谷”。

　　画家敬庭尧在谈到他的巨作《红河谷》时激动不已，他说“我与西藏有缘，自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一次进藏写生至今已有20多年了，置身海拔四千至五千米，仔细算来已有21次的经历，每一次进藏都会受到皮肉之苦，同时也会留下一串美好的记忆，到了西藏，我没有忘记的一个地方，那就是红河谷，到了后来，我才知道红河谷不是具体地名，而是泛指1904年西藏军民奋起反抗外国侵略者中抗英军民用血染红的江孜人的母亲河——年楚河谷。后来被誉为“红河谷”。红河谷的题材在敬庭尧的脑中不断地回旋，画家自己也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应该画点什么，后来画家来到“红河谷”，正值红河谷所在地江孜政府筹备“西藏军民抗英百年纪念”活动。当县委宣传部得知画家是专为红河谷创作而来，宣传部的领导把关于红河谷的相关文字和材料全盘送给了画家，为创作提供了条件。回到北京后，画家就开始整集资料，并历时数月创作了这张“红河谷”巨作。

　　《红河谷》的艺术特色也正是画家创作时所面临的难题，其一是如何解决此画中的空间感、雕塑感和中国画的笔墨趣味的融合与统一。应该承认，迄今为止这也是中国画创作的一个大难题，尤其是人物题材的历史画，除徐悲鸿的《愚公移山》和蒋兆和的《流民图》外，鲜有传世佳作。仅就技法而言，西画中的肌理效果、背景渲染与中国画的“计白守黑”，“无中生有”便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是一组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画家以线造型为主，刻画抗英藏民的英雄形象，同时又用明暗法和富有雕塑感的组合处理，来解决这一组矛盾，应该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画面的整体感和磅礴气势均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幅作品的第二个难题便是如何真实地表现历史和如何摆脱叙述性、情节性，而是用形象的绘画语言来典型地诠释一场悲壮的正义之战。画家敬庭尧在对“红河谷”血战历史认真研究之后，最终截取了民团战士用凝聚远视的战斗场面来表现。画家一方面用盾牌、短剑、土炮、梭镖、破碎的旌旗和血染的战袍来渲染战争的惨烈；另一方面又着意刻画了战士们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从精神层面上讲，这中间既有西画英雄主义的人文气质，更有中国画中“成教化、助人伦”的传统理念。

　　应该承认《红河谷》虽然具有一定探索性、实验性，此类方法也绝非是敬庭尧首创，但凭如此尺寸规模的素描作品和具有如此巨大感染力、表现力的作品。确实是难得一见，《红河谷》在当代中国画坛自有其沉甸甸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