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上的印款和题识是指以文字或符号为表现形式且附着在陶瓷器上的特殊装饰。印款大多附在瓷器的底部，也有少量置于瓷器的腹部或颈部。题识主要是文字的题写，一般在陶瓷的盖面或腹部。关于款识，早在汉代的文献中就有阐述，《汉书·效祀志》中说：“鼎细小，又有款识。”后来又有人进一步解释，张士南在《游宦记闻》中说：“款谓阴字，是凹入者；识谓阳字，是凸出者。”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冶陶的国家之一，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制造瓷器的国家。陶器的历史距今有一万余年，瓷器的历史也近两千年——东汉末年在浙江（越地）烧成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瓷器。陶器上出现文字比较早，只不过这种文字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成熟得像甲骨文那样的文字，而是一种符号文字，它是中国文字的起源——名为“刻契陶文”。文字作为文明中最重要的因素，因此陶器在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陶瓷器上出现印款和题识也是陶瓷器成熟的重要标志，它赋予了陶瓷器更深厚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影响了其他艺术形态的发展。从陶瓷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陶瓷器从单一的素面发展到简单的装饰，从单一简单的装饰发展到多元综合的装饰。同时这种装饰理念在中国的其他文化形态——青铜、玉器甚至家具等上也体现出来。

　　陶瓷器上的印款和题识是陶瓷器鉴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是工匠、帝王、供养人等的重要印记，也是文化趣味、时代风尚和生活特征的重要标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阶段陶瓷器的印款和题识也不相同。这就要求我们仔细分析和严加鉴别，找出相同的规律和不同的差异。

　　下面从几个方面对陶瓷器上的印款和题识做一些简单的分类和描述：

　　从陶瓷器款识的书写方式看，有以下几种：一、刻画式。二、模印式。三、书写式。四、贴塑式。早期的单色釉瓷主要以刻画、模印甚至堆塑的手法在胎体上进行。这种方式主要出现在元代以前的陶瓷器上。如越窑青瓷、定窑白瓷、龙泉青瓷等。随着彩瓷的出现，书写形式成了主要的款识方式。这种方式主要出现在明清时期的瓷器上。如青花瓷器、釉里红瓷器、粉彩瓷器等瓷器款识。

　　从陶瓷器的款识种类、形式看，主要有：文字类（印章、诗文、题句等）和图纹类（动物、植物、符号等）；款识的形式，有横排、竖排，长形、方形、圆形、弧形等，有圆圈、方框等。文字也有多种形式和体式，如不同的文字（如汉字、梵文、八思巴文、西夏文、满文、英文等）、不同的书体（如篆书、行书、楷书、隶书、变体文字等）。

　　从陶瓷器的款识内容看，主要有：纪年款（包括寄托年号款）、堂名斋名官名公司单位名款、工匠窑主款、商业广告款、吉祥语句款、诗文款、符号款（如双圈款）、记事款、动物款、植物款等。不同陶瓷器上的款识有不同的风格。从早期的越窑瓷器上看，主要有以下特征：东汉越窑青瓷上有“王尊”等的单体款。三国时期的青瓷虎子上题有“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谊作”。这个款识很明显包含有纪年、地点、工匠等综合款。西晋时期的魂瓶上有“出始宁用此廪 宜子孙正厉高 陈泉四作”。唐代越窑瓷器上还有墓志等满器铭文。可见越窑瓷器上的款识是多种多样的。比越窑稍晚一些的长沙窑瓷器上，出现了大量的唐代诗文款识，如“万里人南去”、“自入长信宫”、“去岁无田种”等。同时作为商业用瓷的长沙窑瓷器当然也出现了相当于广告用语一类的款识，如“郑家小口天下第一”等。此外还有如“油盒”、“陈家美春酒”、“瓦货老行”等实用款名。在唐代另一名瓷——邢窑白瓷上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款识，如“王”、“翰林”等简单的款识。

　　宋元时期的瓷器款识，明显地比唐代丰富得多。宋代瓷器以“官”、“哥”、“汝”、“定”、“钧”、“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等为主。元代以青花（釉里红）瓷和枢府白瓷等为主。在定窑的白瓷上我们看到了“易定”、“至道元年”、“尚药局”、“定州公用”、“长寿酒”等款识。在汝窑瓷器上看到了“吴”、“甲”、“丙”等单字的款识。也从钧窑瓷器上看到了“奉华”、“宣和元宝”、“省符”等款识。在景德镇的青白瓷上也能看到“段家合子记”、“吴家合子记”、“朱”、“徐”等款识。在龙泉青瓷上出现了“天”、“大吉”、“金玉满堂”、“美酒清香”、“泰定四年”等款识。在元代釉里红的瓷器上出现了“禾黍丰而仓廪实”、“子孙盛而福禄崇”等对联式的款识。在元青花瓷上出现了“人生百年常在醉，算来三万六千场”等诗句款识。

　　明清时期，中国陶瓷器的中心转移到了江南，以江西的景德镇、福建的德化和江苏的宜兴为中心，前者是中国的“瓷都”，后者成了中国的“陶都”。明清时期，除了陶瓷器的制作出现了严格的制度和规范之外，陶瓷器的款识也变得规范和有秩序。主要有两大分野：官窑和民窑款识。而在所有的陶瓷器款识中又以纪年款为最多。在明代十七任皇帝中，以纪年款、吉祥用语款和堂名斋号款等为多。如纪年款“洪武七年二月十七日造”、“永乐年制”、“天顺年”、“大明嘉靖年制”等。在纪年款中，以“××年造（制）”和“大明××年造（制）”为多。堂名斋号款多集中在明代中后期，如嘉靖、隆庆皇帝以后。主要有“××堂”、“××府”、“××房”、“××斋”等。吉祥用语款在明代除了正统、天顺两朝少见外，其他皇帝时期均有出现。大多如“福”、“禄”、“寿”、“天下太平”、“长命富贵”等。此外，在明代也发现了很多的工匠款，如“陈文显造”、“程舍自造”、“紫芝主人监制”等。

　　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是瓷器款识大量涌现的时期。除了纪年款比较有规律，如大多数为“××年制”或“大清××年制”，但也有少数加上了天干地支，如“嘉庆己未年”或“道光戊戌年制”等，也有“光绪七年”等纪年款。清代除了纪年款较多外，堂名斋号款也是非常多，遍及清代所有的皇帝时期，而其中又以康熙、乾隆和道光为最多。在清代的堂名斋号款中，可以见到一些重复的款识，如康熙“玉兰斋”，在明崇祯时就出现过。在康熙一朝也出现过同一堂款的不同形式，如“慎德堂制”、“慎德堂博古制”、“慎德堂仿古制”，在光绪朝又出现了“慎德堂制”等款识。这些在款识的鉴定方面要特别注意。清末以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对前朝瓷器的仿制，出现了大量的仿制款，这些在鉴定方面也是比较难得。此外，要提到的是陶器中的紫砂款识。紫砂款识较之于瓷器则比较简单，其款识的题写方式主要以刻、划为主，也有少许的书写。在刻写的方式上，有阳刻也有阴刻。其内容主要以名款和诗文为主。如“陈伟之印”、“时大彬制于三友居”、“鸣远”、“芳气满间轩”等。

　　总之，陶瓷器款识是陶瓷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陶瓷鉴定重要的依据和标识。对于陶瓷收藏者而言，不仅要在陶瓷的造型、纹饰、釉色、制作工艺等方面下很大的工夫，同时，陶瓷器的款识也是一门非常重要和必修的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