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疑似祖石的《淳化阁帖》石刻在杭州浙江图书馆（孤山古籍部）内被发现，堪称书学盛事。

　　问题的聚焦点是该石刻何以从“北宋”迁徙“南宋”的？或是南宋的克隆真迹？或是“宋帖首淳化，次大观，次绛帖。或曰阁帖木本，或曰石本。既为内府枣板，乃云石上，无此理也。盖当时木、石皆有刻，而好事者又取官帖摹石藏于家，往往有之，此亦其一也（孔继涑跋刻）”？ “盖当时木、石皆有刻”，则孰先孰后？这一批多数双面刻的刻石为什么两面的内容并不相连，有的一面是倒文？石刻如发新硎，与明清同类石刻存在明显技术差异，其刻制更忠于书法原件的点划精到，并便于锥拓的逼俏，为何使然？它与宋拓至善本《懋勤殿本》、《潘祖纯跋本》几乎相当一致，但也存在待考区别，研究“区别”的重要性在哪里？1933年10月31日，所出《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二卷第五期242页《馆刊鳞爪》栏中载“孙氏寿松堂藏淳化阁帖石刻赠馆一文”，记录情形备至，事后怎未引起重视？倘祖石地位确立，研究保护工作又将如何尽快展开？

　　

　　近日，记者从浙江图书馆古籍部处得到消息：帖学之祖——《淳化阁帖》拓本的部分原石就在位于杭州孤山的浙江图书馆典藏部！

　　宋淳化三年，宋太宗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成《淳化阁帖》，共10卷，收录了中国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书法墨迹，包括帝王、臣子和著名书法家等103人的420篇作品，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丛帖始祖”。

　　在位于杭州孤山的浙江图书馆典藏部，记者见到了这批石刻的真面目。典藏部院内一角，共有大约近30块的《淳化阁帖》石刻镶嵌在了长廊内的石壁上，并有一层玻璃与外界隔离。这批石刻多数为双面石刻，另有部分为单面石刻。双面石刻部分两面的内容并不相连，因此石壁上的部分刻文看起来是倒文。据文博专家余子安先生介绍，这批石刻皆为太湖石所刻，最早共有81块，但后来由于历史原因有些被人为破坏了。石刻中绝大多数是南宋所刻，还有部分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复刻。两者区别在于南宋刻石皆系双面，而清朝所刻为单面。两者所用太湖石料也有区别，南宋石质更为细腻，颜色更为白皙，而清代所用刻材较粗糙，颜色也相对要深一些。这组石刻中虽然部分是断裂残缺的，但总体上看来保存堪称完整。

　　对于刻石多为两面刻这一情况，书法史论家黄惇先生认为，明以后的帖石基本都属于单面刻，兼具园林装饰作用。而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前，“传拓”技术主要是便于印刷的实用之需，其帖石的主要功用并不是为了展示石头的装饰趣味，这个特征非常重要。帖石是两面刻的，而且两面书刻正反颠倒，正是便捷同时“传拓”，翻转过来则成一致。测量一下石头的厚度，提供研究，会有收获。

　　据记载，这批石刻是1933年寿松堂主人孙侯康捐赠给浙江图书馆的。据最早公开对媒体提出，浙江图书馆所藏《淳化阁帖》石刻为南宋原石的全国碑帖鉴定专家、上海图书馆碑帖研究室副研究员仲威介绍说，在2003年上海博物馆购买原司空公本六、七、八三卷及吴荣光旧藏第四卷时，他曾于第二年携带肃府本到杭州与浙图所藏石刻进行对比，但发现其中存在很多不同，也不能确定浙江图书馆所藏石刻是否为南宋所刻。之后，将故宫博物院所藏懋勤殿本影印本与之对比后，才提出了浙江图书馆所藏石刻为南宋所刻的看法。

　　去年夏天，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邀请故宫博物院施安昌先生到馆鉴定馆藏拓片善本，听说古籍部藏有阁帖宋代石刻，前往观看。但由于当时已近黄昏，光线晦暗，看不真切。返京后，特意嘱咐故宫博物馆书画组尹一梅女生携手电观察石刻，并借阅浙江图书馆这批石刻民国拓片。在经过仔细比对之后，认定浙江图书馆所藏自拓阁帖拓片与懋勤殿本确为同一系统。而浙江图书馆馆藏阁帖石刻为这一系统阁帖祖石。

　　之后，施安昌先生又携带懋勤殿本阁帖影印本再到浙江图书馆进行校碑工作。在再次确认浙江图书馆所藏石刻确为懋勤殿本阁帖原石外，施安昌又有了新的发现：原石上所有的石花不仅与懋勤殿本中的形状相同，就连大小也一致；懋勤殿本中补配部分，曾被乾隆帝视为重要缺陷，在阁帖石刻中，原刻犹在。但石刻中也有补石，而懋勤殿本阁帖犹为原石。补石时代较早，似以同一系统拓片覆盖，旁有小字标明补刻；浙江图书馆所藏阁帖拓片为民国间自拓，之后阁帖石刻有残损，世间再无完璧，此拓可称懋勤殿本阁帖全拓片之绝响，弥足珍贵。

　　如今，这批石刻依然放置在浙江图书馆典藏部院内。这批石刻将会去向哪里，在将来还会不会与人们见面，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浙江省文物局局长鲍贤伦。他说，这批石刻放在这里一天，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做好防盗工作。在这个基础上，省文物局将动员浙江自己的专家，邀请国内有名的从事碑刻研究方面的专家，针对这批石刻的价值作进一步的研究。相信在将来，会有一个具有非常好的保护展示功能的单位专门提供给她作展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