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专注于乡土记忆的画家，米勒的真挚与执著似乎都在追寻一个为生命寻找注解的命题，在现实的疑虑中他把归属于田园的宁谧和人性的反思给予了深刻的体悟而呈现出一种相对于时空概念的静态与凝视，那些躬耕于田垄上的劳动角色在画面的美感语态中完成了一个田园画家的期守与责任，在阐释生命态度的主题思考中，这一过程直接意合了对乡村文化与现实的关切，凝视着土地，与之有关的血脉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文思考与尊重。由此，我们察觉了归属于米勒内心的一种精神信仰和寻根的含义。

　　米勒的油画作品中，乡村生活的描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主题，如果说1845至1846年的《暴风雨中的撤退》还在有意营造暴风雨来临时的预兆与不安，而把母女形象安置于恶劣的天气状况中给予现实意味的再现，以唤起人物内心深处躲避不幸与灾难的孱弱选择的话，那么在1847到1848年的《浣衣妇人》、《酣睡的收割者全家》以及1848年创作的《拿簸箕的男人》、《忙里偷闲地制干草香》等作品中则呈现了一种安谧祥和的生命感受，虽然这些作品是以农村生活为原貌进行的艺术创作，但因为注意了农民劳作的具体细节而赋予了更为充实的生活内涵。需要指出的是，米勒虽是法国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但他的创作姿态不是刻意去找寻一个新颖的绘画视角而获得新的契机，他是在写实的绘画层面上回归了自我的本体与内心，因为其从小在农村的生活环境中长大，对乡村的热爱唤起了其生活经历而给予了记忆中某些触动生命语境的情感的自然宣泄，因而他的农村题材系列作品就具有了一种精神构思与乡村品质。

　　在米勒的乡村作品中，他所关注的农民生活都是抓取了劳动场景的瞬间进行了巧妙细致的布局，在构图上往往以地平线的分割凸显出人物在空间上的距离感造成的聚焦与凝视。在时间与空间的思辩关系中，空间在思维纵向上呈现了视觉的广度与深度；时间则在思维的横向上阐释了人物的个性与细节。因为空间感的突出，在时间状态上更易于把握处于视觉中心的人物形象，并使这一形象有了背景依托，与现实氛围形成对比；同样，因为时间节奏的寓意体现，人物形象在空间中呈现出生命个体的相对独立，从而表现出其对环境影响的主导地位所持有的主题性。米勒在1846至1850年创作的《母与子》中，这种空间与时间关系达成了内在的统一，因而在这种思维定势下米勒所赋予作品中的思想内涵恰当地描绘了人物的内心状态与外在环境的和谐语态。

　　在艺术能动性的语言表述中，米勒对于农民与土地的认知归汇于一种善良与品质的常态进行描绘，对于人性的思考使作品具有思想的深度立意外，同时也实现了作品的美感语境。在米勒的创作视角中农民的劳作与生活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客观的艺术对象，具备美的感性存在的具体方式与个性要素，在遵循自然进行创造劳动的规律中，农民这一群体体现着自身最质朴的美感以及与自然和谐的存在状态，这本身可以被当作美的对象去挖掘与解读。因而，在面对农民的辛勤劳作时，对生活的创造与奉献引起了米勒的内心共鸣，而他的对于美的捕捉恰恰又在塑造美感的画面语言中隐示了一种对待劳动者的尊重与钦佩。通过对写实情景再现性的描绘，他极力意指真正需要被唤起的是农民形象的精神与性格的质朴之美。他的创造性语境打破人们的固有思维即认为表现农村题材的作品充斥着庸俗与乏味，他的美感创造正是以一种反击的姿态表述真正的美感来源于人性善良的操守和精神性格的独立性方式中，因而在打动世人的同时，又积极地引领观者进行正确的人生价值取向的有益探索以及对于农村题材作品美感的新思考与再认识，直至重新解析农民应有的形象及地位。在1850年的《播种者》及《依锹而立的男子》等作品中，米勒继续强调农民的本质与身份，他们不仅是田园的守望者，更是勤勉的创造者，以奉献与收获的意义获得自身的价值归属。这里面因为这种身份的确认，实现了米勒在田园坚守中的人文关怀。在同年《堆甘草的人》作品中，人物形象被幽谧的光线所笼罩，背景的灰暗处理与人物的具体形态形成统一，在因循着记忆的脉络描述这些平凡的生活角色时，米勒显然关照了内心深处对记忆的感悟，这些真情的表露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风格，而是给予了更多的情感投注和语意堆砌。他把关照自我的生命态度重新审视后又赋予了作品新的解读，对农民的关注，对田园与土地深沉的敬意，使米勒在极力表现人文关怀、摆脱桎梏的语意建构中，衍化为道德与责任的坚守，以人为本的艺术视角在寻根情结的关切中揭示出米勒对乡村文化的终极关怀。

　　米勒的后期艺术作品随着寻根情结的凸显，作品的表现方式与艺术语言都日益成熟，探求这种寻根的意义，便是找寻到了生命之根与精神之根的心灵维系，这种朴素的寻根情结是对乡土文化进行生命追忆的深切反思，是对田园生活的无限眷恋与期守所持有的一种生命本质对现实的关照与追问。这其中，因为宗教意味的阐述与表达，使得寻根具有了某种静穆、庄重的精神感受。在1857年所作的《拾穗》作品中，对于在描述劳动场景外的心灵探究方面遵循了一种宗教信仰般的程式，正是因为这其中有着些许宗教气氛的庄重与凝视，使得这一本身非常自然的劳动场景具有了某种象征性的关照。在1857年—1859年的同时代作品中，《晚钟》使得这一宗教意味继续得以强化与突出。作品《晚钟》在柔和的光线中褪去地平线的远端，伫立在田间的人物形象以某种虔诚的、宗教仪式般的姿态得以呈现，在静谧的人生氛围中，画面所传达的艺术氛围增添了一种令人颤抖的内在张力。完整的寓意表述中隐示于画面中的潜在独白恰是那让人无限遐想的钟声，正是这晚祷的钟声赋予了宗教的象征性语汇，同样也响彻了现实与心灵触碰后的人生困境与苍茫，与这钟声形成呼应的是土地与血脉的延承，是心灵的归属与人生溯源的生命方式。在这一刻，隐含于作品中的寻根情结与宗教信仰形成了一种和谐情境的交融，作为其中的画面人物只不过是米勒的语意替代所进行的巧妙安置，其实真正需要回归心灵深处去守候与祷告的还有画家本身。

　　米勒去世时是以巴比仲作为生命的最后归宿，他回归于自己的内心世界，在寄守田园的精神理想中以土地的“纯净”表述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与忧患。可以说，美感的表现只是米勒主题立意的一部分，在和谐情境的构思背后他是为了表现更为深层的阶级话语而努力找到一条真正的艺术方向，他的姿态并不以表现一种凝穆之美而消解了对现实的批判，相反，他以美感的画面映射出上层社会的萎靡与不堪，以朴素之美给人以精神的共鸣与震撼，揭示出阶级对立中潜在的悲剧倾向和苦难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