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从“85美术新潮”算起，不过二十年时间，目前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中国从全面模仿西方艺术形式和内容中走出来，开始从本土经验的国际化中寻求中国艺术经验的世界化。但同时西方画廊、策展人、拍卖行对中国艺术界空前重视，在炒作中国古典艺术品拍卖高价后，现在又开始对中国当代先锋艺术的高价炒作。

　　北京宝利2006年11月秋拍有一组重要数字值得关注，拍卖的7个专场中古代艺术与现代艺术形成的反差之大，耐人寻味。其中：《中国当代艺术》专场成交额8035万元，《现代中国艺术》专场成交额8413万元，《中国近现代书画（一）》专场成交额2297万元，《中国近现代书画（二）》专场成交额6523万元，《中国古代书画》专场成交额2203万元。可以看到，现当代绘画两场拍卖成交额接近两个亿，而近现代书画三场拍卖成交额才一个亿多一点。看来，中国美术确实进入了“战国时代”。

　　在这种当代艺术暴热的语境中，我们不能仅仅注意画家高价拍画的市场运作中的金钱快感，更要关注这样一些关键问题：西方美术思潮全球化中的东方艺术后殖民倾向，当代艺术的国际炒作中的中国文化身份厘定，先锋艺术家文化弑父和寻求精神继父的文化语境，以及中国新世纪艺术创新和文化立场确立等问题。这一探讨不仅是对中国艺术界、艺术理论界、评论界的考验，也是对中国学术界整体文化立场的测定。    

　　■中国当代艺术海外炒作的文化身份危机    

　　进入新世纪，随着国际市场对中国当代艺术看好，在西方买家眼中，中国艺术品价格比西方艺术品相比较而言更加便宜，有相当的炒作上升空间。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国当代艺术热”是被西方给予的，是被动地由国际拍卖行家炒作起来的。正如英国《艺术报》编辑安娜·索梅·科克斯认为：“在英国的艺术收藏人口已经改变，大部分新中产阶级都在国际性的公司上班或在接触媒体的相关行业工作，他们不再崇拜古典事物，而是渴望新的事物和更为现代的作品。”这意味着，不仅中国当代艺术将古典艺术边缘化，而且西方古典艺术同样遭受这种厄运——曾经多么辉煌的架上油画在当代西方艺坛上不断式微枯竭，已然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无论西方还是东方的传统文化艺术，都面临着世俗化消费主义的挑战。

　　当代人存在一个文化误区：似乎大众化没有错而且不可置疑，似乎只要是“大众”狂欢就因其草根性而天然具有正确性，只要是民众的就是无可非议的。其实，艺术和文化除了要成为民众的（大众化、娱乐化）以外，最重要的功能是成为民族社会内在价值和精神超越性体现，是反抗生命异化和感觉沉沦的重要方式。因此，打着大众旗号使文化和艺术浅表化低能化，是对艺术精神和文化命脉的摧根。我们有必要通过美术话语的探究进而抵达文化神经，并对精神编码加以清理。

　　中国当代艺术被号称为“后现代艺术”，一些画家以进入后现代为荣，缺乏基本的文化反思能力，陷入后现代泥潭之中。为艺术设限是人为自己设限的一部分，因而，艺术本性与哲学本性本质同一。人类世界大抵有两种艺术能撼人心魂，一是充满爱心的纯粹超越性艺术，一是被压抑扭曲的反抗性艺术。前者使人心灵净化，后者使人灵肉痛苦，丧失了这种哲学高度的艺术创作只是人文精神的名存实亡，不过是技术和市场操作的冠冕堂皇的浮躁而已。事实上，西方后现代主义既颠覆了前者又压抑了后者，使当代艺术成为颠覆之后废墟上的虚无主义精神的膨胀。

　　而吊诡的是，中国艺术家运用后现代反文化的形式，表达的却是自己的现代性经验。于是，观念错位使当代艺术在缺失文化的情况下反文化，在丧失价值底线中反价值，进而造成艺术的视觉暴力和精神盲目。当视觉暴力化和盲目化后，艺术感受成了问题，无目的无价值操守的艺术表达成为中国传统经验感受方式的报复行为，这直接导致了当代艺术精神的“三大危机”：

　　一，精神之光的消散。真正画家的作品有精神之光存在于内。中世纪的画作之光来自天堂；文艺复兴时代作品之光往往从上侧方映射，如《蒙娜丽莎》的画面之光显现出人性光辉，既有人间性，又具有神性超越性——人仰头苍穹获得光的照亮，表征着人对向上超越的期盼和与神秘启示连接的形而上冲动，人据此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后印象派的光散漫成自然光，精神之光在自然中成为散状光点构成物，光无处不在但却构不成清晰的视觉感，使人物逐渐成为“准平面”；后现代绘画中心灵之光已经完全消解而平面化，人性深度和人性光辉消隐飘逝之后，观念艺术就成了当代新宠。人不再有任何畏惧而剑走偏锋，用精神的消亡和光的灭绝为代价，使得那些盲视的观念艺术行为成为今日艺术主宰。这种反文化、非文化的表现，对光的逃避和诋毁，对精神升华的背弃，使得人类艺术面临黑格尔“艺术消亡论”等重大问题。于是，逃避精神深度，进入金钱怪圈，放弃超越性艺术之后，再度放弃反抗的艺术。正如有人说的那样：“85新潮”时艺术圈见面说的一句话是“你最近被查封了吗”？现在说的则是“你最近又卖了吗”？这种本质的变化耐人寻味。事实上，连正在不断“文化起来”的商人都开始谈论艺术，而穷怕了的艺术家如今却毫无愧色地大谈其钱。这种本末倒置使得艺术家放弃了当初拿起画笔的初衷和艺术自尊，仅仅感受天地之气丧失之后的心灵颓靡，在市场行情走俏时苦拼体力闭门制画，艺术创作演化为不断自我重复的体力劳动，创造性的才华终于不敌见钱眼开的欲望，先锋艺术家正在金钱奴隶的感召下，玩命消耗自己所剩不多的艺术资源。

　　二，价值的颓败。价值和价格不同，价格代表了市场的物品供需关系，而价值代表了人类遵从敬畏诚信的本体存在。只有对价值把握的艺术家才能领悟和表达经典的意味，才能完成从心、意、手、腕、指到笔尖的完善控制，传达出超越人自身局限的作品意义。如今，当代艺术在价值误区中消解着价值把握和意义求索，沉醉于纯形式的玩弄，当然玩弄形式者也被形式所玩弄——透过作品不难看到若干年前的优秀艺术家正变成空心人，正在成为画坛低俗操盘手。精神艺术终于蜕变成形式艺术，艺术家完成了从价值追求到形式玩弄的角色转换。出现空心人的非艺术其来有之，因为先锋艺术家在国际性的艺术炒作中成为最为矛盾的群体，一方面在地下艰难地探索了多年，终于在拍卖行感受到高价攀升的狂喜，于是心甘情愿地盲目将“按照国际惯例”“与国际接轨”作为其创作的首要原则——不再遵循心灵的本真感受，而是买主需要什么就提供什么，出多大的价钱就做多稀奇古怪的作品。创作丧失了先锋的精神纯度和硬度，出现若干精神病态的创作逻辑——将挑战人们的审美认知习惯和内在良知作为出人头地的成名法宝。这样一来，艺术成为作秀品，精神成为多余品，道德成为陪葬品，价值成为消费主义的奢侈品。

　　三，整体性的碎片化。我们知道，真正搞艺术强调我手写我心，我身在世而心却在世与出世之间。不明白此就搞不懂柏拉图为什么会说艺术是艺术家迷狂所至，搞不懂尼采为什么将个体和人类的生死续接用艺术联在一起，也搞不懂海德格尔为什么强调“诗意地栖居”精神意向性。古希腊艺术家可以“代神立言”，近代艺术家“代己立言”，当代艺术家“代商业集团发言”。这样的本能代言把丰富的世界变成一种琐碎无聊的自我本能世界，从而为国际市场对当代流行艺术的炒作留下巨大的文化空洞。如今国际市场正在左右中国艺术市场的正常秩序，从2005年到如今，中国画价格在前些年上升以后一直在跌，而油画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唯独被西方拍卖商情有独钟的前卫艺术成为国际拍卖的标杆。其实，当代先锋艺术品良莠不齐，其创作思想和形式争议很大，全面因袭西方的结构和构思比比皆是，中国艺术形象特色并不多见。如此高价的背后危机重重。有良知的艺术家不应一味听任飙升的价位，怂恿更多的人放弃自己的艺术大搞前卫艺术。正如王广义说：时代选择了自己画大头画，成功只是极少数，后来的模仿都是失败者。其实，王广义1988年画的三幅毛泽东画像在艺术界反响很大，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更是成为先锋文化的象征符号，但其后十几年并没有眼前一亮的新创造，在不断重复中显出创造性枯竭的征兆。艺术的生命在于其个体生命的鲜活状态，一旦艺术家成为某个集团代言的符码，为声名之累就会走向自我低水平复制，在日益商业化中走向精神的萎顿。可以说，当代中国美术界在国际拍卖高价位的搅动下，心态空前浮躁，立场正发生本质性游移，作品的艺术价值正在让位于金钱价格，这些非艺术暗流应该在学术批判中重新检讨。

　　■现代性话语霸权中国际拍卖的炒作危机    

　　上述三大文化危机，都可以放在“现代性”问题大框架中来透视，换言之，危机的根源在于东方的“现代性焦虑”。所谓的“现代性”上接中世纪，肇端于文艺复兴，只有短短500年的历史。西方中世纪是黑暗的铁幕，那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必须要改变的“非人世界”。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冲击了欧洲封建教会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诞生开辟了道路。

　　现代性和科技具有一种天然的共生关系。18世纪以来，蒸汽机的发明使西方的现代性开始加速。19世纪的热力学、电磁场理论、生物进化论使得东方成为僵化的“停滞的帝国”，而现代性的西方开始成为人类的“话语权力中心”；照相机的发明使画家对对象的逼真描摹相形见绌；蒸汽火车和汽车改变了人们的空间感觉；冰箱和电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审美观；电影出现改变了人类的感觉方式和视觉方式。20世纪，飞机、通讯卫星、电视诞生、电脑出现、人类登月等，更是让西方在科技、军事、经济领域获得中心话语霸权。

　　现代性与科技发明和人类殖民紧密相关，短短200年就使得西方成为世界霸主。但反过来，现代性也让西方和世界深受其害。因为在现代性发展和大国崛起的几百年历史中，世界告别了“王道”而成就了“霸道”，最终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残忍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犹太人赤身裸体走向毒气室时，面对苍穹呼喊上帝，上帝选择了沉默。无辜者因种族和宗教而集体被杀，这一现代性杀戮使艺术家突然醒悟，意识到上帝没有出现而种族主义正在屠城，于是审美现代性开始放弃价值追求，现代艺术家开始感受世界的恶心。萨特的《恶心》是里程碑式的，表达了现代性艺术不再让人赏心悦目，而是以血腥恶心为身份。从此，人堕入了虚无主义、悲观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泥潭，对人类未来充满了悲观意绪。

　　如此一来，不管现代性审美怎样承诺人类未来美景，物质会如何丰富，都已然无济于事——人类在价值崩溃中彻底绝望并世俗化，不再有人的生命与心灵的同一性快乐，剩下的只是以疲惫身体获得金钱的快乐，不再为心灵焦虑而只为金钱犯愁。近来英国电视播出“笑俱乐部”节目，要让焦虑的当代人学会笑，于是大家敷衍地笑——种种傻笑苦笑令人哭笑不得，因为人丧失了本真的快乐，心里没有快乐的种子，怎会发出由衷地笑呢？最后主持人不得不告诉大家，只要你笑起来，哪怕是假笑也行。

　　现代性的悖论出现了——从真诚地反对现代性丑恶到假笑式的自我欺瞒。这样的“集体假笑”造成的人的精神灾害波及了被媒体炒红的艺术家。如方力钧最初出现时，画了一些政治高压下的痴呆的大光头，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挤眉弄眼地嬉笑，表情怪异地傻瞪着前方。这种情绪表达对上世纪90年代中国状况有某种程度的挑战或回应。然而，其后傻样“光头泼皮”在美术国际化中被西方话语操纵者所独赏——咧嘴傻笑者的内心世界表征为一张东方集体愚昧的证书，成为中国当代艺术政治策略的标志性形式，被中外不断误读和想象的玩世现实的绘画中理解为“中国人形象”，并在近20年类型化绘画中成功地转变为西方辨认中国的意识形态符码。当艺术家内心掏空走向反文化以后，傻笑者就被西方话语指定成为“美术大师”。

　　这一问题还需更深地从现代艺术史上追究。自从近百年前法国杜尚将小便池《泉》送进展览厅，这种非艺术现成品的艺术命名，便在世界文化艺术界开始大面积地文化颠覆。这种颠覆对中国当代艺术公众的接受并欣赏趣味影响不大，但却空前影响了那些善于模仿西方的先锋艺术家。随后开放的宽松氛围，使得国际收藏家将资本运作目光转向中国，在展览会、拍卖行、画廊的国际资本合力下，将中国当代艺术纳入国际当代艺术大循环中，于是，在威尼斯双年展、巴西圣保罗双年展、法国里昂双年展等活动中，以及一些欧美日韩有名的画廊里，中国当代艺术品成为吸引眼球的新贵而频频亮相。

　　这种艺术拍卖的走红现象与中国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GDP大幅提升，古玩和明清家具暴热，中国古典艺术拍卖市场也曾红火。诸如：2002年米芾《研山铭》以3298.9万元人民币成交；2003年索靖《出师颂》以2200万元人民币拍出；2004年北京翰海春季拍场，鲜于枢草书《石鼓歌》以4200万元的天价落槌；同年全球首次拍卖甲骨文，神秘买家以5280万元天价拍得20片甲骨文。随后，当代先锋艺术品突然喷发式地升温，一幅普通的作品被炒到几百万元乃至几千万元，甚至超过了中国古代国宝级的书画作品价位。其国际资本大力介入和背后炒作的后殖民问题终于浮出水面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收藏家不是慈善家，他们在中国以低价收购处于地下的窘困画家的作品，除了赚钱以外同时让作品的意识形态性得以空前凸现，从而形成“西方的中国想象”。最初西方人收购时将价格压得很低，大量购买中国当代先锋绘画，其后在西方媒体尤其是拍卖市场上大力炒作，终于令其价位几十倍几百倍地抬高，又在高价位时大力抛出，在国人不明就里的竞购中，大赚中国人的钱。

　　前瑞士驻中国外交官乌力·希克（Uli Sigg）在20世纪90年代，用低价收藏了180多位艺术家近2000件艺术品，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最大藏家”。他说：“我不记得有多少人来过我家，但在中国，我至少访问过300位艺术家。”法国让-马克·德克洛破狂热从事中国油画前卫艺术收藏，在10余年间投资收藏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达150余件之多，堪称法国收藏中国油画第一人，近年来他已经成功地从当代艺术收藏家变成兼收藏家、策展人、画商为一体的国际高端艺术资本人。美国加州Pascalde Sarthe Fine Art经营者萨尔热（Pascalde Sarthe）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火爆当然是国际资本炒作的结果：“相信有很多年轻、但是作品已经在拍场上卖高价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受到投机客的炒作。这些欧洲和美国的买家与藏家见证了年轻艺术家作品快速的翻涨，因此投入更多的金钱在中国艺术拍品上，然而事实上这些作品价值仍该静待时间沉淀。中国市场一定会逐步稳定，然而这需要几年的时间累积。”有一家日本著名机构在低价位时买进，收藏的中国现当代艺术品多达4000件，在中国艺术市场火热飙升的背景下，开始大量抛出，仅仅几场拍卖会就抛出其中112件。其实，在这场当代艺术拍卖的国际会餐中，西方收藏家是真正赢家，而中国画家本身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