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派雄强，江南野逸。文学艺术自古存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即便是信息传媒如此活跃的当下，地域书风依然滋长且保持其内在顽强的生命力。漳、厦、泉三市被誉为闽南金三角，书法活动十分活跃。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沉淀，90年代便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地域书风的形成集中体现在国展、中青展等各类艺术大展中，凸显出来的书坛精英。众人划桨开大船，明清调的书风由此而来。如果说展厅效应符合时代的需求应运而生，那么，角逐与追求视觉愉悦的展厅模式为一代新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与挑战。在此起彼伏的大展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出现了——燕赵多悲士，江南多才子——闽南地域书风在一次次强手如林的角逐中显山露水。

　　一个群体的产生，成就了地域书风的基础。集体的审美倾向，折射出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的传统与意蕴。

　　当然，人文的积淀是形成地域书风的前提。漳州、厦门、泉州曾经有过黄道周、张瑞图、弘一巨匠的驻足，提供了文化的沃土，成为后来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仰慕前贤的高德懿行直至揣摩其片纸只字成为风尚。漳州是厦漳泉的腹地。这里曾经有过世代相传的文脉。明朝状元林震，文章风骨名天下，还有脚踏东西文化、评论宇宙文章的林语堂，质朴无华品格高尚的许地山……都因人生际遇莅临漳州，为这座千年古城增添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文传说。……“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如今拥有中国书协会员40人、省级会员200多人的漳州书坛，涌跃驰骋于中国书协主办的各类艺术大展(赛)，漳州地域书风以其规模大，格局高，组织措施有力，学术氛围浓厚，会员和谐向上为书法界所称道。这支劲旅的学科带头人柯云翰先生不但组织能力强，作风正派，而且身体力行，参与各项活动的策划与各类大展的征稿，为漳州地域书风的形成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功不可没。从明清率意的书家中，寻找与时代脉搏相吻合的书家为效法的模式，成为地域书风群体的共识。徐渭、王铎、傅山、黄道周、张瑞图、何绍基、弘一等一时成为案头的必不可少的依傍文本。虽然个中也少不了篆隶的涵泳，碑版的陶冶，但始终为明清调书风所统摄。也就是说北派的碑学意识与江南人的涉碑意识迥异。为强化纵向渲泄或中锋用笔，无疑碑版的临习是线质锤炼无法回避的课题——当行草书擒纵悠游、浓淡干湿极尽变化为能事的操笔弄翰者们，颇感贯性操作带来的浮华流便之时，碑版的进入无疑是缺钙者的佳音，自古以来成功的个案比比皆是。但与康有为抑帖扬碑纯为两码事。这里有拿来主义和旁敲侧击的巧学活用因素存在。

　　——强化线条张力，增强线条的技术含量，碑为帖用，仅此而已。这是漳州市明清调书风普遍遵循的法则。当然取法各有侧重。展现在书坛的面目也就异态纷呈：便有了柯云翰的雄强恣肆，方闻达的蕴蓄古雅，沈舜乾的流丽端肃，林仲文的纵横开阖，李立的悠游自得，李木教的意兴遄飞，谢荣伟的淡雅清朗，黄坤生的质妍并求，陈中华的气势洞达，沈惠文的狷介洒脱，黄榕城的巧拙相生，高亚强的不激不厉，李国安的清新浪漫……与漳州相毗邻的厦门，同样以明清为主基调的群体性自然一览无遗：陈秀卿的禅意逍遥，白鸿的意态飞动，刘涛的舒卷浑如，陈胜凯的侠客豪情，王元的笔墨酣畅，谢荣仁的书卷气息荡漾其中。与漳州厦门接壤的泉州毫不例外地接受了明清书风的洗礼。我们从康耀仁碑帖互见中，感受到明清意绪的传达，从林景辉、庄少英、胡温平快意的用笔，氤氲的墨色中窥见明清书风的意态与从容。

　　如果说魏晋成就了中国书法至上的超尘与脱俗，唐宋的法书创造了典雅与精绝，那么，明清的书法巨匠，则解构性地对传统进行整合与颠覆。“创造”与其破坏性的代价赢得了“自立”，明清巨幅行草立轴的诞生，把行草书推向一个崭新的无与伦比的高度。

　　有意味的是明清巨匠精彩迭出的作品，与当今时代快节奏寻求视觉冲击的展厅效应颇为吻合，并为闽南书坛所接纳。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创作群体应运而生，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