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江（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和范迪安馆长一起担任“跋涉者——方增先艺术回顾展”学术研讨会的主持人。今天的展览非常成功，参加研讨会的人很多。在座的有方老师的同代人和方先生的学生，也有在学院做学术研究的人，而更多的是跟方增先先生一样，在实践当中努力探索和思考的画界代表。在方先生的这个展览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自己成长的痕迹，可以看到一个时代共同标志性的东西，正是这样一个意义上，这个展览也是大家的展览。

　　从学理上，方先生是中西融合中守望传统、立足时代这样一条道路的代表；从画理上，他又是将写实性的时代精神与传统性的写意精神相融合的代表。方增先先生开创了一条当代中国人物画家别开生面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只有方增先才能在从写实体系转入笔墨自由的表现体系之时没有走向空泛。这条路既塑造方增先自己，也为当代中国人物画变革创新提供了杰出的典范。方增先先生是新浙派人物画的当之无愧的领军者，是中国人物画当代变革的始终不渝的追索者。笔墨生命五十年，方增先先生以他不凡的生命激情来推进中国人物画的变革和发展，催生自己的独特而丰满的笔墨世界。这个生命与笔墨交织在一起，纵贯五十多年，昭示着一个时代的特色和风采，一个民族的使命和希望。

　　

　　水天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方增先是现代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画家，他的代表性作品是现代中国人物画发展中不可忽略的环节。在“浙派”画家里面，方增先的优势在于对形式因素的综合和艺术境界的持续提升。在发挥笔势、墨韵的表现性和追求形象的精神性方面，方增先接近于理想的平衡。方增先前期作品（如《粒粒皆辛苦》、《说红书》等）以简洁清晰的主题把握和个性化的形象塑造见长。20世纪70年代以后，他在研究本土绘画遗产和现代艺术走向的基础上，拓展了水墨人物画的绘画性。20世纪中国写实水墨人物画创作，往往集中追求对事件和人物的解说（美术界经常提到连环画创作对水墨人物画的影响，其核心也正是以政策或事件的说明代替了绘画形式、艺术意境的创造），而方增先在70年代以后的重要成就，恰在于寻求个性化的形式处理方式，插图性（说明性）的淡化和绘画性的提升是他这一阶段创作的成功标志，应该说，他在原来浙派人物画的基础上又往前走了一步。80年代的《草原黎明》和《母亲》等作，是他在绘画形式探索上的代表性成果。到90年代，方增先着意于水墨形式渲染特殊感情氛围，对水墨材质的运用和形式处理的考虑，进入“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的境界。方增先画展展出的人物画近作，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当代水墨人物画已经开辟了独有的绘画性通道。

　　

　　冯远（中国文联副主席）：今天，当代杰出的中国人物画大师“方增先艺术回顾展”隆重揭幕了。方增先和他的同时代画家共同开创了“浙派人物画”这一当代中国绘画史上重要的艺术、学术流派而享誉海内外。浙派人物画在美术界已经成为一个专业概念，浙派写实水墨人物画的形成离开了特定的历史文化要求，离开了当时的文艺方针、艺术创作观念和特定的艺术家群体，是不能想象的，因此它具有不能简单地从纯学术本体来作出判断的特殊性。从文化学的角度看，它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第二，浙派人物画已经完成了历史任务，或者说已经成为美术历史的一部分，浙派人物画作为流派已经由当下各种各样的艺术风格形式衍生开来，即使是在浙派的中国美术学院大本营，它也已经被多样化或者说“后浙派”所取代，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浙派人物画的教学方法已经在全国产生极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尤其是在各专业院校的水墨人物画教学都绕不开这个体系。第三点，素描不是目的，是造型训练手段，离开了深入精准和高层次对素描的理解、应用，也就没有了当年的浙派和由此发展而来的坚持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精神，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方增先、周昌谷……最后，方增先先生的第一、第二阶段的艺术实践，可以说是他参与创造了浙派，并将水墨花鸟技法与写实人物造型的结合推向了极致。而他第三个阶段的艺术，即《母亲》以降的作品，包括《昆仑月色》、《祭天》等，我认为已经超越了浙派，是向着当代中国写意精神、中国式的写实方式、中国笔墨语言的一个回归。二十世纪，中国人物画面对的课题和难度是山水画、花鸟画不曾和不可能遭遇到的。我在想，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文化代言人，我们应该推出当代中国的文化代言人。

　　作为浙派人物画的重要奠基人和实践者之一，方增先成功地承担起振兴新中国人物画的历史使命。他所创造的丰硕成果对中国人物画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做出了超越他的许多同代人的卓越贡献，并且继续影响着众多的青年艺术学子。

　　方增先的艺术和他为中国美术事业所作的贡献，使他的艺术当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中国美术历史的一部分和重要财富。

　　

　　刘大为（常务副主席）：我学中国画时有两个老师，一个是方增先先生，另一个是黄胄先生。我刚开始学习是从临摹两位老师开始，后来到中国美院见到了方增先先生。我觉得他们两位有很大的不同，黄胄先生是以速写入国画，他很多成熟的创作都保留了速写的线条。方先生不一样，他是用素描来理解和表现对象的结构，用中国的笔墨方法来表现人物画。在中国人物画上，刚才两位都谈到，徐悲鸿他们这一代艺术家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人物画走向新的人物画的一个先驱，一个开创者，使我们的传统人物画在不同程度融合了西方艺术的传统。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同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传统中国绘画有它很重要的模式，如何走向现代？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候，方先生他们这一代艺术家，尤其是方增先先生为我们中国现代的人物画，特别是水墨人物画，作了大量的实践探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使我们中国的人物画能有一个新的面貌，在不断地成熟，不断地推进。

　　

　　毛时安（上海市文广局局级巡视员）：方先生对山水画技法的横向融合，使人物画超越了人物画，使人物画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得到空前的释放，山水画思路使方增先先生走向了前无古人的浑茫之境。浑茫是一种博大，使人物如大山般不动，永恒存在，人物由此变得无边无界、浩淼虚无，超越了画面，弥漫到我们的生存空间；浑茫是一种厚重，方先生的人物造型大多呈三角形，从一片浓重的重重叠叠中挣扎、凸显出来，透发出一种超越时空的苍凉和质感，这让人物突破单体的局限，气势磅礴，尤其在表现人物动势的时候，如《家乡板凳龙》作品，场面浑然一片，不分你我，将人头攒动的喜庆场面处理得有如飓风过去般翻江倒海；浑茫是一种大爱，在方先生的人物画中，人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艺术家对脚下的土地和现实中的祖国，以及自己献身的中华艺术的自爱和大爱，而这种大爱又必须植入这种形式载体中，这种形式载体就是浑茫，就是让人与山、人与自然变成一个值得我们去爱的整体，是一种当代的天人合一。

　　

　　刘健（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作为后学者，我觉得方老师的人物画创造有两个方面的特点。第一，他有一个整体的文化思考，这个文化思考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特征：一是时代特征，这个时代特征在早期的时候是具备当时的现实主义，在当时大的整体氛围和大环境下，如何推陈出新、有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一是历史特征，对中国绘画的历史的熟知和了解，使他的研究、创造和教学，有自己的哲学。第二，我想谈一谈作为跋涉者的方增先，我觉得方老师的确做到了艺术的创作和艺术的探索者，他有这样的准备，包括一直到今天他仍然保持一种锐气。所以我想方老师的艺术，我这里简单地讲是有这两个方面：一是大的文化思考，二是作为一个跋涉者他必备的精神性，他的体能和智慧的准备，这些无疑将在我们的学院派教学当中一如既往地坚持。

　　

　　卢辅圣（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记得我小时候就看过方老师的水墨画技法书，其中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染高不染低。方老师当时提出的这种非常新的技法概念，给我非常大的震撼，就是具有中国格调、品质的那么一种笔墨内涵，在新人物画里面能够体现出来，这一点是有非常大的价值意义。作为方老师来说，这种概念也只是他的艺术人生当中的一个阶段。大家今天所看到的他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他是逐渐在探索另外一种东西，另一种东西到底是不是继续能够用浙派人物画这个概念来套用，已经值得追问了。方老师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画，从表面上看，是山水画的技法多了，同时他在造型上更加写意、更加自由，也更加整体了。但是从具体表现方法上，已经从挥写转向了塑造，塑造这个方法可能更多是西方所擅长的。而挥写可能是中国画更擅长的，现在方老师后期的画他走向更加自由的境界，更加把写意精神外在化了，尤其他在表达的时候用了更多塑造的方法，这在某一种程度上更是一种中西结合。也就是说，他前期的中西结合和后期的中西结合，我感觉不是很一样，也许正是这一点，使得方老师作为一个20世纪水墨人物画的重要代表，就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徐虹（中国美术馆研究员）：今天整个看了方增先先生的展览，我认为这个展览记录了近100年中国画人物画向西方学习的发展过程中如何解决与中国文化传统结合的两难过程。方增先的艺术确实在这方面说明了这个过程，他也是这个过程的实践代表。方增先先生的人物画，不管是他写生的肖像画也好，还是看起来完全按照意识形态的要求画的农民形象，实际上在这些形象里面，完全注入他自己的感情、他的生活经历、他对农民的理解和表达。从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整个的人物画创作过程，如果去除掉那种特别强烈的意识形态的影子，仔细去辨认，你就发现每个人物实际上是非常生动的，非常具体的，充满了画家对这些人物的喜爱。当代从这一条路发展的人物画家常存在描摹非常细致的脸部和逸笔草草的身体部分缺少过渡的问题，缺少一种有机的结合，但是在看到方增先先生的作品时，我觉得没有这种问题。原因就是方增先先生对人物素描的研究，对西方现代主义的构成等方面，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和领悟。他对结构的理解，对整体形式的理解，超过常人。实际在后期，他能够浑然表达人物的形象，并不全然在于水墨形式的问题，而是通过这种形式进一步发展他早期在人物的动态、姿态上所体现的对人性的理解那部分因素。

　　

　　刘国辉（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方增先领军的浙派人物画里面，如果现在我们排排座可以排出五个人来，但是方增先先生无疑是浙派人物画的代表。所以如果说某种程度上浙派人物画作为方派也没有什么置疑。20世纪人物画的发展没有办法否认其成就及巨大影响，有三个代表人物。第一个就是蒋兆和，第二个就是黄胄，第三个就是方增先，这是长期影响了中国美术的历史的，当然还有像关良，那是属于比较边缘，我们主要是看这三个，这三个年龄有差异，里面方增先先生属于比较年轻。我觉得方增先先生更具有教学家的特色。方先生的贡献也就在这里面，就是方先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物画家，也是非常好的教育家，因为他更深地影响了我们绘画，蒋兆和也影响，黄胄也影响，但是方先生建立了绘画体系，所以他影响更深了。方先生是学院里面毕业的学者型画家，一个教育家画画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他必须做到每一步有出处。但是从今天的画展，我看他解放了，他没有任何的负担，所以这里面一个更奔放、真实的方增先先生出来了。但是，传世之作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希望方增先是不是有生之年能够画出更伟大的作品来。第三点我想说的是，方先生令我很感动是在70多岁还是那么生机勃勃，那种激越的情感，是我们远远不及的，我觉得年轻才好，我情愿不要老的成熟。

　　

　　潘耀昌（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1953年至1957年间，国画的名字基本上被彩墨画取代，特别就写意人物画而言，彩墨画的特点就是水墨加素描，北京以蒋兆和、李斛为代表，杭州以周仓谷、方增先为代表。在杭州，周仓谷、方增先时常听到潘天寿等老画家的教诲，听到他们对彩墨画的议论，尤其是对传统国画以契斯恰科夫素描为造型基础的批评。1957年反右之后，潘天寿担任了领导工作，掌握了权力，他迅速将彩墨画系命名为中国画系，这一换名的实质是对新国画人物造型体系的颠覆，是试图恢复传统国画的话语。除了坚持中国画的语言是线条，主张以线描取代明暗素描之外，还要求学生画人物时要把脸洗干净。但是潘天寿单靠自己还撑不起人物画的天下，因为他不是人物画家，也不擅长人体写生。可是他的不足得到了两位青年教师的补足，他们就是刚从东德留学归来的舒传曦和国画系的方增先，二人都受过写实方法的训练。舒传曦传授的结构素描与契斯恰科夫的不同，其造型语汇是以捕捉结构的线面结合取代明暗块面关系。方增先则通过学术研究，找到了传统中国人物画在结构造型语言方面的依据，又吸收了蒋兆和提出的中国画像浮雕的理论，总结出传统中国画美学的造型语汇。如果将他的作品按时间为序排列，那么可以看出他逐渐摆脱水墨加素描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到向传统笔墨逐渐回归和拓展的过程。方增先之所以成为浙派的代表人物，就是因为他对形体和笔墨的掌握都臻于完美，都达到了驾轻就熟的境界，显现出浙派的艺术特色。

　　

　　朱国荣（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我今天要谈的题目是“从线条表现到光感表现”，从这个方面来看方增先先生的创新精神。方先生画中的光是通过黑白互相衬托来表现的，与素描当中有一个固定的光源有一点不同，我觉得这有一点像梵高，就是流入心声，这种画家心理的光给观众的感受和看西洋画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他可以随着光中个人的经验想象来丰富它，而不是像素描油画当中的光，因此它具有无限的扩展性。从线条描绘到光的表现，这是方先生水墨画的一大改变，如果将光融入到水墨画当中，这仅仅是一个表面现象，而实际上方先生画中的是来自于画家心中的光，它不仅是外部感受的一种反映，更是画家内心感情上的流入。并且，这个光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变的。今天我从光感表现这个角度来谈谈他艺术风格中的一个特点，我觉得这也是他风格中的一个亮点，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他对中国画的继承和创新。

　　

　　吴山明（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导）：我自己因为跟方老师接触的时间比较长，方老师也曾住在我们的楼上，下乡一起去过，后来到下面去办学也一起去，我对方先生的感情是比较深的。浙派人物画走向辉煌的过程，包括看过方老师早期的《粒粒皆辛苦》，它们的构思过程，作为我这么一个老学生，我都经历过，所以这个回顾展虽然是方老师的回顾展，但我在看这个回顾展的时候，心里也非常激动。

　　我们当时临摹过方先生的很多画，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文革”以后，他用过一些很细腻的线来画，好多人都问我：你是他的学生，他为什么变成这个格调？我觉得方老师是一个大家，他是一个想得很远的、思考问题很深的大画家，我相信这是方老师的一个过程，是实践过程中的一个实验和探索，他这种类型的画可能对他未来的创作产生影响的。我相信方老师今后还会变。现在这种风格，我觉得也是方老师当年一直想过的，因为他也感觉到专门用花鸟画的技法表现人物的厚度有缺陷，应该学习山水画的技法。我觉得方老师肯定是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他的这种思考也影响了我们这一代的探索。

　　他还在变革，这种变革精神会一直鼓舞着我们，老师都在变，我们学生更应该向老师学习，应该集成一些好的东西，否则就对不起老师了。我觉得今天非常高兴，大家谈了很多课题，我自己就谈一点对方增先老师的一种钦佩。方老师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一个历史阶段的代表，也是今后我们的范本，我希望方老师的精神能够鼓舞我们更年轻的一代前进。

　　

　　毛建波（中国美术学院研究生处副处长）：方增先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是非常成功的。同时，他在当时的浙江美院任教时，是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美术教育家。他在浙派人物画教育当中，起到很大的作用，这种作用由于他的独特性，在中国画的改造过程中，使得浙派人物画风格能够在全国很快地辐射开去。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改造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新的教学体系。所以作为一个教育家，我们说方增先是非常成功的。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到上海来，但是对中国美术学院的影响始终没有断。

　　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方先生整个艺术经历了三个阶段。在浙派人物画的阶段，方先生把中国传统的笔墨因素加进写实人物画，形成了一种新的写实主义，这种写实主义跟西方绘画的写实是有一定的差异的，《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这些代表作品，应该说是方增先少年成名的人物画作。80年代，方先生更多是向西方艺术学习的阶段，这个时期向西方艺术学习的结果，我觉得更多是使他回到中国传统艺术，让他看到了中国人物画在向写实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缺陷，这使他的创作变得更加的自由，更加的奔放。我认为通过这个时期的变化、学习，他是由写实走到了“写真”这个阶段。刚才徐虹女士用了“写真”这个概念，我们谈写实的时候更多的是西方意识的写实，我更愿意把方先生后期的作品说成了写真。方增先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产生了很大的飞跃。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超越是更难得的，它更加是中国画本体的东西。

　　

　　吴宪生（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导）：方老师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更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桃李满天下，当今中国画坛的很多画家都是他的学生，我有幸成为他的学生，后来又成为他的助教，他对我的影响终身不敢忘。作为一个教师，方先生不仅仅是停留在对现有知识的传播上，而是站在中国人物画发展的高度上，提出新的课题，并且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研究，从而推进了艺术教育的发展，方先生因此而超越了一般意义上教师的身份，成为一个杰出的艺术教育家。他吸取了西方造型艺术的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些新的观念。他的关于结构人物研究的主张，不仅奠定了人物画教学和创作的基础，而且辐射到全国各大艺术院校，对于推动现代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艺术教育体系，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当时在杭州曾经召开过两次座谈会，很多院校都来向我们索取录像带，时至今日对中国人物画造型的研究，都是以方增先的作品为基本的框架。我们经常碰到一些院校交流的时候，有不少老师对方增先的理论给予高度的评价。但人们往往一谈中西结合，就拿方增先和徐悲鸿作比较，认为方先生是素描结合花鸟画的技法，而徐悲鸿是用山水画的技法来结合的，其实他们不仅仅是技法上的差异，而且是艺术认识上的差异。方先生借用了西方的造型方法，但他不是让笔墨适应素描的表现，而是让素描适应笔墨的表现，其立足的重点始终在中国画本体上，如果说我对这两者做一个比较的话，我认为方增先先生是物为我用。

　　

　　汤哲明（上海书画出版社副主编）：我想简短的谈三点：第一点也是我认为的关键点是方增先是一位人民艺术家，这是他艺术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基本点，我们知道人民艺术家在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时髦的称号了。20世纪50年代齐白石先生就被封为是一个人民艺术家。但是从内涵上比较，我觉得方老师更接近人民艺术家。齐白石先生他的确是农民，但他向往的还是文人画，而方老师就不一样，他学了很多西洋的、现代的东西，像素描、抽象派、表现主义，但他最终表现的是农民，他这一辈子其实也都是在表现农民；第二点，我想谈谈浙派人物画，我认为前面刘国辉老师讲得非常对，不应该把浙派人物画从20世纪美术史中孤立出来，它是里面的一个环节，是对主题人物画的进一步推进，结构素描让中国画的用笔、用墨成为可能，方老师的实践是超越前人的；第三点，以方老师那一代人为代表的艺术，不仅在艺术史上有他们存在的价值，而且这个价值对后人来说是非常难以超越的，方老师在那个时代其实做到了自由表现，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他又吸收了非常多的西方现代主义的东西，这就充分证明了他是进行自由表现的艺术家，我想他是一位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绕不开的人物。

　　

　　王赞（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副主任）：用什么方法能够达到中国文人画所要达到的境界，它的笔墨语言落实在人物形象上如何表达，这个问题在我们看展览的过程当中也都能够感受，我觉得这也是我想追问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去年的教学研讨会出现的国画系教学素描大滑坡的时候，国画系教学的状态让我产生深思——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强调我们的特色。前几年，我们确实强调素描的多样性，但恰恰是这种学习造成了对我们本科生学习思路的混乱，也造成了我们的学生无法取舍。我们从去年进行教学评估后，感觉中国画系还是必须回归到方老师所倡导的方针上面。因为落实到画面的时候，我们必须是以手段来进入到这个境界当中。另外，我觉得人物画是最难的，它里面面临很多问题，我们人物画家一定要面对传统，我们必须对传统进行更加深刻的解读和认识，如果在这个方面没有认识，我们的推进，我们的学习可能会有更大的盲目。

　　

　　范迪安（中国美术馆馆长）：我的感受是通过今天这个展览和研讨会，看到了三个方增先：一个是历史的方增先，从这次研讨会学者们、画家们的畅谈中，确实有一个历史的方法论，就是把方先生的艺术人生、艺术道路，特别是他的人物画实践，放到20世纪的中国画乃至中国美术的大格局中去考察，由此得出结论。这种结论使我们再一次认识了方增先在人物画上作出的重要贡献，同时也再一次点出了中国画发展中的许多历史话题。而这些历史话题并没有因为是历史而过时。

　　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当代的方增先，我想这次来参观展览的同仁们表现出的欣喜、惊喜和敬重，是因为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方增先先生在五六十年代所奠定的标志性的代表作品，而且也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中西方文化新一轮的激烈碰撞交汇的背景下一直延续到当代的艺术实践和探索。使得我们看到了人物画在这个时期所承载的一种新的时代使命。他关注民生所画的表现农民的作品，他走向边寨地区带回来的表现藏民的作品，以及表现高古人物的这几个系列，都很好地向我们提示了一位画家在这个时期用他的实践来推动中国画特别是中国人物画发展的努力。这里面的生命关怀和语言自觉，使我们看到所有这些实践加在一起的当代的方增先。

　　我想更有意思的是这个展览还脱颖出了一个未来的方增先，那就是他的一幅最新的作品《祭天》，大家看到《祭天》的时候，都看到了方增先站在了一个新的实践起点上，这件作品较之以往的作品达到了文化视点更为开阔、创作状态更为放松、笔墨语言也更为自如的新境界。而大家今天谈论的话题，也正是从今天去展望中国画未来的发展，所以首先我们真的要感谢方增先先生，他五十年辛劳的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一次能够讨论他，更重要的是讨论中国人物画发展的机会。

　　（特此注明：本文根据研讨会录音整理摘录而成，大部分内容尚未经过发言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