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绘画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主流性的题材，如人物、山水、花鸟等。自古评画者都把这些主流性题材之外的画称为“杂画”，这个所谓的“杂”，就意味着它已经不是人们常见的画，也是很少有画家去画的画，但是，“杂”却有着在主流性题材之外的另类特色。从古至今的“杂画”中有没有专门画蚂蚁的，现在难以考证，但是，像当代陈训勇那样以画蚂蚁为主的画家可能为数不多。

　　蚂蚁，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晋·郭璞曾作《蚍蜉赋》，赞蚂蚁“迅雷震而不骇，激风发而不动，虎贲比而不慑，龙剑挥而不恐”。虽然“物莫微于昆虫，属莫贱乎蝼蚁”，但它是团结的象征，其力量虽小，却能做一些超于体量和体能的大事，比如，蚍蜉撼树。这种以力小胜大的精神，以及团结协作的品格，反映了中国人文中对于精神性和集体性的一种褒扬。蚂蚁的辛劳也反映了与人相关的一种共通性，为了自己的家园，为了美好的生活，它们不停地劳碌，或者聚集在一起，或者成群结队地横行于路边、室内，人们不知其所终、不知其去向、更难知其何为，人们往往看到的是一个团队——一个有无数蚂蚁构成的集体。

　　自古以来，人们并没有因为蚂蚁的小和贱，而忽视它的存在。相反，通过蚂蚁而得到了小中见大的哲理。作为画家的陈训勇对蚂蚁有着独特的偏好，他认为“上善若蚁”，正如老子所赞颂的“上善若水”一样。他讴歌蚂蚁的精神，并行之于笔墨，常常以大段的题跋来赞扬它。显然，在陈训勇所构成的辩证法中，“小”与“大”在画面上所形成的辩证关系，其简明的哲理，诠释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小能治大，柔能克刚。而笔墨的表现同样是这个道理。

　　就绘画而言，人们常常见到，把一个比较大的或者是复杂的形象画得很小，以致人们在观赏的时候需要借助于放大镜来欣赏这一缩微的形象，以显示出超乎寻常的特技神功。陈训勇反其道而行之，将微小的蚂蚁画得巨大，表现出了他对精神品格的崇拜心理。

　　陈训勇用中国绘画中的写意的方法画出蚂蚁的结构和神态。在体态上，他用拟人化的手法表现出蚂蚁的各种情态。他比较注重蚂蚁肢体的书写性，因此，他笔下的蚂蚁，灵动而有神韵，虚实相生而有一番意趣。

　　和齐白石画虾一样，陈训勇持之以恒地从事于一种自己所熟悉的和喜好的题材，自有其中的乐趣，但是，如果齐白石仅仅是画虾，不免重复，也会引起审美疲劳。因此，齐白石常常将他擅长的题材与花卉、蔬果等其它内容结合起来，以求得合于生活现实的趣味。陈训勇画蚂蚁也是如此。他除了以肖像画的方式画蚂蚁之外，还常常配合特定的环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花卉，使蚂蚁处于一个完全生活化的氛围之中，更让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司空见惯的普通生活。

　　陈训勇画蚂蚁，不拘泥于形似。他在题材的选择和表现形式上，和齐白石有许多相似之处，画蚂蚁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使人们感觉到这一不断爬动的动物所特有的勤劳，以及在生活中的趣味。当然，蚂蚁虽小，画好蚂蚁并非易事，尤其是不断地画蚂蚁，能将蚂蚁与生活相关的各种情趣表达出来，就更非易事。陈训勇精心构思了胸中的蚂蚁，几乎是不择手段。他借鉴了传统文人画的方法，将蚂蚁画得富有文人和文人画的趣味；同时，他也借鉴西方表现主义的方法，画出了现代水墨画的一些形式上的趣味，在那些虚实浓淡各不相同的方格中，蚂蚁各占其位，像城里人所居住的一个单元，用拟人化的方式表现出了复杂的蚂蚁王国。这一王国没有人世的纷争以及繁杂，是那么的和谐相处和安居乐业。显然，作者所诉求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只不过这个社会的主体是由蚂蚁构成的童话世界。

　　陈训勇着眼于一个微观的世界，并把这个微观的世界无限放大为一个可以欣赏、玩味的审美图像，他让我们看到了他在艺术表现领域里的一种独特的选择，这种选择不像梅、兰、竹、菊那样被人所熟悉，也不像山水、花鸟那样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他的创造在于他的一种文化发现，这一发现，为我们开创了中国画表现领域中的一个新的题材，同时，也给予我们在发展中国画艺术方面的一个启示。

　　在中国画创作的领域，齐白石开创了许多前人未有的题材，扩展了中国画表现的领域，是发展中国画的一条途径，而这条途径避免了与以往历史上的已有的大家和已有的成就相比较，但是，没有题材上的比较，并不能说明这一创造自身的文化价值，相反，在缺少题材相比较的前提下，并不意味着缺少与之相关的文化上的、笔墨上的比较。在水墨语言和审美的历史情境中，新的题材仍然难以脱离一个基本的水墨画语言的规范，因此，新的题材只有在一定的水墨语言的范围之内才有可能连接着一个难以忘却的传统。基于此，陈训勇的未来依然是一个未知的旅程。

　　2007年6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