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
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
——《菜根谭》
古人论画有“四品”说,曰:能品、妙品、神品、逸品。“能”者多劳,凡山川人物,花翎虫草,无所不能;“妙”者机敏,法外求巧,以聪明取胜;“神”者豪勇,好酒善论,亢奋时偶出其手便有神来之笔,似非凡人所为;“逸”者飘渺,不逞能,不工妙,不斗神勇,只在雅兴与游戏中信手拈来片草半枝,便成仙迹。
今人论画有“十品”说,曰:赝品、仿品、真品、孤品、绝品、极品、戏品、赠品、精品、商品。“赝”者伪也,假冒伪劣也;“仿”者抄袭也,侵犯知识产权也;“真”者非伪也,若假包换也;“孤”者仅此一件也,连大英博物馆亦没有也;“绝”者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断子绝孙也;“极”者登峰造极也,不可逾越也;“戏”者应酬也,酒饱饭足之余的笔会墨展也;“赠”者敲门砖也,求达官贵人办事之礼仪也;“精”者非戏非赠也,画家之代表作也;“商”者市场价位也,行情也,拍卖记录也。
笔者论画唯有“本品”说。“本”者“本然、本性、本色、本体、本真、本源”。窃以为,“本”字愈多,品位愈高。失本则失真,则失神,妄想求孤而绝,达于极致,实不可能。只好滑入赝、仿、戏一档,欺世盗名,骗骗略知一二的新闻记者和入行不久的收藏炒家。
草根篇
其一
他虽然在19岁前享尽了皇室宗族的荣华富贵,却因为国破而家亡,孑然一身流落民间60余年。
他曾落荒深山,躲避杀身之祸;又曾遁入空门,隐匿愤懑与无奈。
他聊以书画为生活,既是精神的慰藉,也是换饭吃的手段。
他忽而发颠发狂,破衫烂履踯躅市井;忽而哭之笑之,秃笔残墨涂写胸臆。
他隐居乡里草舍,与花、鸟、松、石为伴,与村夫顽童为友。凡夫俗子,尽可索字求画。而达官贵人执重金购买者,却往往无功而返。
某官某次强挟他去府上作画,他就在官邸的厅堂之上遗矢撒尿,胡说狂语,官无奈,只好任他复归乡野。
他是明室遗民八大山人。
其二
他自小苦读经史,30年历三朝而渐成正果,自称“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44岁学功告成,又待业6年,50岁上终于得到县长一职。
县长一干12年,从头到尾还是七品小官。官场的风气规范,明章潜义,始终不能遵循而习惯,运用而自如。大灾之年,他不等上峰批准,擅自决定开仓放粮,施救百姓万民,受到“擅开官仓”的大过处分。
62岁效陶潜弃官,“一朝出樊笼,复得返自然”,一边在花鸟的世界里游历采风,一边在扬州街头卖画为生。尤擅兰竹,兼长“六分半”的书法,一时名声大噪。
由仕途吏途的执着到终归陶式田园理想,画史上“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再次演绎了一场文人艺术草根性的经典故事。
其三
他出身于豪门大宅,虽为少爷,却自小喜与长工佃户下人厮混。
他不喜守产理财,只爱画画。15岁外出求学,17岁当小学教师,19岁跑去了陕北延安,在黄土高原上打磨“均天下”的理想。
革命成功,进城做官,而立之后他已是省级美术家协会的主席。十余年间,开宗立派,创一代雄健新奇的画风,名满大江南北,春风得意于一时。
革命成功,“文化大革命”又开场。他一夜间丧失了所有的头衔、待遇、创作和理想的自由。被暴打、逼供、侮辱,基本的人身安全和尊严被剥夺殆尽。
十余年间,他由困惑而疯,由愤怒而狂,由被禁闭而潜走江湖,流浪于巴山蜀水间。日看农夫耕作,夜听狐狼幽号。艰辛与自由一体的逃亡,重新体验草根阶层的生活实况,完成了生命里最为独特的一门必修课。
十余年间,他蜗居漏室,起息无常,饮食简陋,一意只在诗书画上继续修研创意。或者聚起二三酒友小饮,在酩酊恍惚中坐而论道,从当年孔孟的遗韵,到时下百姓的油盐,特别是“文革”的乱世谬象,一一点评。
他一生的波折,无论显隐、贵贱、红黑和常异,其根性仍在“草”字之下。所以人们说他是当代的八大,东方的凡高。他是石鲁,二十世纪新文人画的代表。
断肠篇
其一
“本然”大师都是“草根人”,却非一般寻常“草根人”。他们在草根阶层中生活并形成草根立场,又在从个人痛苦到人类痛苦的体验中形成了更深刻的悲悯与同情。
国破家亡鬓总皤,
一囊诗画作头陀。
横涂竖抹千千幅,
墨点无多泪点多。
板桥在石涛、八大等人的诗册画卷上的题诗,看出前辈大师的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灾难紧密相关,在冷彻的清醒与智识中悲咏着肝肠寸断的哀歌。他的另一首著名的题画诗则更为鲜明地表白了他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的政治态度和做官为民的责任感,将他“断肠人”的人格特征表述得淋漓尽致:
衙斋卧听萧萧竹,
疑是民间疾苦声。
些小吾曹州县吏,
一枝一叶总关情。
其二
以八大山人的个人遭遇,绝非“断肠”二字所能罢了。二十余年的佛学修为,渐渐平息了一腔的怒火与仇恨,只留下荒寒与孤寞的诗格画调。但对于异族统治的不合作态度,八大山人仍好在花鸟画中以诗为讽。他的断肠情怀,主要体现为立铸千古的气节,桀骜不驯的个性:
孔雀名花两竹屏,
竹稍强半墨生成。
如何了得论三耳,
恰似逢春坐二更。
八大山人画孔雀丑陋的三只耳朵讽刺汉族官员对清廷的卑颜之事,可以看出他的国恨家仇其实已永远深藏在他灵魂中,他的战斗性不是思想的直白,而是藉于花鸟形态的畸变和笔墨的奇崛。
其三
“苍夷黛典兮,奔青山而恸哭。罗汨之鱼鳖兮,吾不道地窟。屈子何茫乎楚烟兮,你不晰乎共产之路。我何别饱鱼腹,落个叛徒。收住眼泪问天去。”
——《吟泽句·其一》
石鲁的“吟泽句”是屈原楚辞在公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版本。石鲁从“牛棚”中逃亡到大巴山脉的嘉陵江畔流浪,不由地想起了两千多年前屈原在汨罗江边作断肠吟。他虽然不甘放弃革命理想主义的信仰,却也有无奈的含泪天问。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一段美术史里,石鲁的愤怒、怀疑与抗争,是一种稀少罕见的精神现象:
“刀步,泪如注,点点斑斑都是悟。临死,寒花怒,弯弯拐拐遭人妒。通情,原是哭,旦旦朝朝拜天去。”
——《刀步》
“断肠人”的领悟,是生与死的一场遭遇,是在刀刃上的行舞。不经此历练与磨砺,就入不了“本然”的山门。
或者可以断肠,但却不能折骨。石鲁的脾气和狂傲出了名的大,以“了梦曲”为证:
“一副清魂,骨头还硬。仓果柔情,又是梅点雪天烟遁。脾气不好,疾世欺心,何翻陈词滥调,假惺惺!该写就写,无非断了粮本。无处不生极:天、地、人。”
——《了梦曲》
花心篇
花有百放,鸟有百唱,花鸟画有百样。这是宏观的情状,也是寻常的生态。然而“花心人”不仅是百中之一样,或更是只蜜蜂,飞来飞去,采撷众美,然后精练出大补之皇浆。“花心”可以拆解开来读它:“花”字是多样,多变、多情、多意、多才、多艺。有个“花”字,画才不会刻板,不会单调,不会停滞、不会江郎才尽。“心”字是真情、真意,是深情、深意,是本真、本然。有个“心”字,画才不会轻薄,不会浮华,不会花哨,不会取巧邀宠。做个花子易,做个真心人亦不难。而做个“花心人”,将多变与不变,多情与真情,丰富与单纯,潇洒与本然融于一体,此绝非寻常的聪明和修持所能臻全。
观八大山人画,纯用水墨减笔,花无艳丽之色,鸟尽异怪之形;山人擅写野菊、肥荷、拙竹、幽兰、秃松、怪石、怨鸟、闲猫、睡鸭、诡鱼。情趣多多是为“花”,意匠深深是为“心”。八大画一物万遍,每一幅都用心用情用意而为之,于是乎花中有心,心外缤纷,心花怒放,岂有植葩而不奇之理哉!
板桥似只爱竹兰,心无旁骛。然竹之俊朗挺拔,兰之风流高雅,生机勃勃,亦多姿多彩。“花”之谓非全以题材论,有人能工千种,却总有千篇一律之嫌。板桥只画竹兰,每一笔都耐人玩味,每一图都勾人流连,这千笔万图构成一个竹兰花样大世界,构成板桥高洁清白的人格形态,逾越千古,芳留百代,怎能不是个典型的“花心人”?
石鲁的花鸟画,大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完成,这个特殊的历史、文化情景,造就了他与古人心态的不同。他的怒气,骨气,傲气,豪气,以及“金刚锉”般的书法笔意,给他的花鸟画注入了倔强,刚劲,狂放的气质。“野、怪、乱、黑”是传统卫道人士对他的典型批评,这些美学特征是十分确切的,而这些特征的精神价值能否成立,则经历了几十年的激辩。风格的强烈与多样一直是石鲁艺术思想的亮点,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就提出“一个万样,万个一样”的辩证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竹,画家写竹时也没有完全一般的立意,因此一个“竹”字应当画出千千万万不同的风貌和情趣来,此是“花”;世界上纵有万种竹,我纵有万般的立意,但终归是我的精神标记,别人一看就是我,此是为“心”。
在阅览自然、社会和画家这三维在花鸟画中的联系,以及艺术品质与艺术家品质的相关上,笔者绕了一个又一个的圈子,带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说法。其实最终的用意,是想在当今迷雾般的批评语境中,找到一条回家的小路。艺术真是复杂到几千年来甚至几千年后都无法辨明吗?也许确是如此,当我们失去了“本然”的能力,我们再也不知何为艺术,何为艺术的本源,何为艺术品质的判断。于是艺术飘离了主体的血肉之躯,气化成了一个个观念的泡泡,飞呀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