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为艺术家为自然万物造象而显在画面的造型，“神”则具有抽象的精神内在气质，神韵、品味、气势等，它非表达某种限定式的“形”。“神”是一种无限自由、自在的境界，是超越有限“形”的理想。我强调主观能动，主张情入于造化而生法，使观者目会于心而生情。

　　笔墨是受神形观制约的，而神形的探索又通过笔墨得到充分的表现。所以，神形的探索和笔墨的问题，都要在艺术实践中加以研究，宾主分明，才能打开塑造艺术形象的秘密。

　　关于“形”，它是神形观的重要部分，历史上有成就的中国画家，对形的探索都非常重视。主张“以形似之外求其画，以气韵求其画则形似在其间矣。”这是唐张彦远论画六法中，有关形似论述的主要思想。以后历代关于形的见解有“不似之似”、“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等等。近代著名山水画大师黄宾虹先生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惟绝似又绝不似乎物象者，此乃真画。”这都是在这个思想上的发挥，言简意赅。随着文人画的发展，在形与神的关系上，总的趋向是愈加强调“神似”。元倪瓒主张“逸笔草草”不求形似，清代郑燮有两句传说，“画到神情飘波处，更无真相有真魂”。可见其强调“神似”的程度。在形象塑造上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手法，不论其形式工整与否，神韵总是凌驾于形似之上。这些见解指出了形似的辩证道理，阐发了画家对物象认识深化的过程和认识规律，我以为对此是不可轻视的。

　　笔墨之法固然可以千变万化，但只能随情而生又随性而运转，情变则法变。我曾经在一幅山水画上题道：“安得神功造化力，云霄高处久徘徊。”画家应该不是看到什么就要画什么，当艺术形象构成一种有形式美的想象时，便有了极大的诱惑力促使画家去画，这时，笔底的一点、一线和连续的墨团，都是意念中的形象；一草、一木、一石、一水是大自然的节奏，也是画家内心节奏的流露，是性情的体现。

　　笔墨还要当随时代。我们正处在历史的伟大时期，这必然导致中国画的重大发展，时代精神会通过艺术家的思想感情去体现的，所以笔墨随性更具有实践上的现实意义。要求画家的思想感情要有时代感，这就是强调主观能动的意义所在。

　　我还将遵守这个法则，坚持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