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文人生活除致仕之外，很大一部分的生活充满了闲适无求的园居心态。宋代罗大经在《鹤林玉露》中就从一个角度展示了这种悠闲：“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苦茗啜之。随意读《周易》、《国风》、《左氏传》、《离骚》、《太史公书》及陶杜诗，韩、苏文数篇。从容步山径；抚松枝，与麋犊共偃息于长林丰草间。坐弄流泉，漱齿濯足。”接着，他描述了闲写的趣味：“弄笔窗间，随大小作数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迹、画卷纵观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相比于工业社会，农耕时期的生活是简朴的、自在的，信息有限、关系无多，心力精力之分布较为集中，干扰源较少，甚至因独居边远，过独居的读书挥毫生活。

　　“闲”，一方面是肢体的状态，处在一种闲雅的慢动作的过程里。行止斯文，有礼有节，激烈突兀的动作较少。《袁宏道集笺校》中叙述了这种慢态：“每下直辄焚香静坐，命小奴伸纸，书二公闲适诗，或小文，或诗余一二幅，倦则手一编而卧，皆山林会心语，近懒近放者也。”喜读书、挥毫者不是生活意义上的“懒”，而是闲适之下肢体动作的雅致，有一种文人远离仕宦场景的颐指气使的作派，多了闲暇下的慵懒之美。

　　更主要的是心绪的止息。止息不是静止不动，有波澜、涟漪，但不兴不涌。闲有潜行、潜流之意，调节得松弛、舒缓，如端人佩玉，高柳丝垂，天然自安。生活中的闲与书法表现过程中的闲有所不同，生活中的闲不免招致“闲愁最苦”，闲到无所打发、寄寓，以至愁苦。艺术感觉过程中的闲则带有“闲情”，以闲情对外界物态，闲中感悟、体验。苏轼称：“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元好问称：“闲身在，看薄批明月，细切清风”。也正是有了闲心，去了芜杂，闲看中明月清风皆有意味。闲的对立面是急。这是两种不同的时间节奏和不同空间构造的展示，体现作品的内蕴也就截然不同。因为时间运动的疾徐差异，导致空间停留、接受分寸的多寡，其中含纳的物质材料与情绪信息出现不一。譬如同样幅式同样的文字内容，怀素的《小草千字文》和宋徽宗的《瘦金书千字文》，不同的书写过程，在时空上留存的痕迹、私人审美信息，相距甚远，一册在手，闲与急、张与弛，切实可感。

　　闲笔作书，于书家心灵内部，无牵绊挂碍之虞，更不悖逆心气。于外又不受逼迫强求，外力不能制约内力。那么，此时书写完全是一己的精神需求或肉体需求，有时技痒，肌骨动弹，也是乐事。闲写是不可期待的，可以无因，可以有诱因。闲笔书写与弹琴很有相似之处，古人曾认为作书弹琴都能长吾之精神，养吾之德性，因此对弹琴都能长吾之精神，养吾之德性，因此对弹琴约定俗成有了“十四宜弹”之说：“遇知音，逢可人，对道士，处高堂，升楼阁，在宫观，坐石上，登山埠，憩空谷，游水湄，居舟中，息林下，值二气清朗，当清风明月。”这样的环境，可谓益于闲弹。在古代书论中，所倡导的都是带有禁忌的、约束的、规范的意味。如收视返听，绝虑凝神，如对至尊不免让人有规整束缚感。而实际上，书法史上有些佳作是在轻松的、无戒备的、无敬畏的闲暇之余产生。举止约束在古代社会是一种“礼”，所谓“礼从外制”，目的在于用礼节来辅助、修饰仪容,这样虽然规范了，但是我们可以从古代的绘画作品中看到，那种面相严肃，稳若泥胎的文人外相仪表，实际上是把一个人活生生的内心，层层包裹起来的。一个人“如对至尊，就是面对压力，没有轻松的书写趣味。如欧阳询写《九成宫》、柳公权写《神策军》，可以从笔调上看到一个人”斤斤争工拙于一字一句之间，这样的作品是窥探不到一个人自适的情怀的。延至墓志、宗祠、夫子庙、先王庙、功德碑、圣驾巡行颂这一类内容的作品，就难以称为闲适之书，它们都具有事功的特点。

　　闲书表现人的闲适之趣。闲暇时光闲暇情，砚边闲散笔闲散墨、边角纸，都可为闲书。它的过程缺乏焚香沐手的正规、郑重，以一个人身心舒展的无所欲求，信笔而走。苏轼的《文说》中称：“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这一类作品从外在看就是轻盈，若风之于水，适相遭而生，决不是攘袖瞠目式的，明人谭无春称：“口忽然吟，手忽然书，即手口原听我胸中之所流。手口不能测，即胸中原听我手口之所止。胸中不可强，而因以候手造化之毫厘，而或相遇于风水之来去。”于是不可能滋长出庙堂气色，而会有奕奕林下风度。那些有备而来的书写带着用意，多求合于金科玉条、按谱征调。闲写透露出向下的、信手的笔意，予人轻巧的、怡悦的感受。祝枝山书《先母陈夫人手状》和《致敬心老弟茂异尺牍》，由于对象身份不同，下笔情调就有庄、谐之别。前者倚仗于理，后者得之于趣；前者“无所逃心”，后者心机清平。实际上，每一个具体的书法家都具有多种的情调，根据对象而抒发。闲适的机会在书家的生活中应该要更多地体现，那种风风火火、煞有介事地应试、表现，是有累身心的，只能偶一为之。艺术要给人怡悦，同时也给自己排遣打开一个通道，如欧阳修所言，“学书消日”就是闲情为书的体现。

　　闲写对于物的依赖较少。对于物的依赖是书家的一种惯性。对于纸笔的要求甚高，甚至需要特制，倚仗器物襄助具体的书写。这正与闲写不同。因此闲写之作在规范上不如正襟危坐之书，错漏的出现率也较多，甚至出现了也无意修正。闲写本身就是一种乐，乐述乐怀，达意可也。古文人的书斋、居室，除了述怀明志外，显示对于清幽闲适的向往是最为广泛的“蕴真”、“味闲”、“随安”、“鉴远”，比当代书家更多亲和交远，所企慕行云流水风穿幽篁，无终始之期。当然，这种闲适意不是与生俱来，有的是经易坎坷磨难之后的一种转志，由先前的建功立业心灵外倾转化为淡泊宁静的倾心向内修为，由此忘却仕功之累。这样，一个书法家越往后，所书写之内容，所达意之笔迹，都偏于松弛自慰，偏于轻微淡远。譬如清秀飘逸之书风，就常常是这一类书家抒写情怀之首选。

　　闲写是排斥强大的规定性的。规定性只适宜有目的的书家。譬如书展中所规定的扇面展、楹联展、正书展、行草展，就是对书者实行规定，而书者的参与也必须在此规定内完成。这种规定未必符合闲的需求。闲与“散”是相配合的，譬如主题，并没有事先选定，文如沙海，蓦然显现，有所感，拈起而书。又如幅式，写之始终凭闲心驱使，幅式可大可小，简札式便条式亦无不可。再加笔墨，可涂可抹，可圈可逗，甚至晕润不成形，飞白不成字，皆无不可这些散淡的、散漫的痕迹，以规矩衡之不成方圆，因此这类作品是不可能上竞技台的。从心理学上讲，艺术家期待以作品实现自己的理想展示才能、个性、能力，以获得社会、人群的认可。这种愿望的达到不是一厢情愿，是需要人为的努力，形成精神上的动力。转而自娱则完全是个人所能做到的，无须外界的肯定、褒扬，不依赖外物。《老子》称：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由于不争，以书道致平和就有了基础。

　　闲写的作品需要有闲读的心境。读一幅闲适之作，只有与之平和的心绪，才能品咂出至味。书法史上流传的诸如《兰亭》这类作品，都是在平和心态中逐渐玩味出其中之美的，而决不是行色匆匆心急气躁可得。一个读书毋须如一位评论家那般肩负阅读时的职业义务。一个人阅读的收获，甚至是在无意中所得，如陶渊明所云“但得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我们在阅读书法作品时有一个集体无意识的误区，即不自觉地要求在阅读中受益，似乎阅读就要产生功能。尤其是对于“术”的追求，是阅读的重点。这样，阅读就无“闲”可言了。阅读是阅读状态中最基础、本质的部分，是不背负“开卷有益”的精神重担的。阅读的闲心是需要培养的，对于来自外界的暗示、引领、要求、结论都需要去掉蒙翳，使阅读处于豁然放松的漫游之中，如苏轼所称：“也无风雨也无晴。”

　　只有心存闲适，阅读才能得趣。以无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只有逸致者可以从容地到达。即使是缺乏阅读技巧能力的读者，在闲适的浏览中，感到怡悦、喜意，也就是一种美行。在越来越多的展览上，这一类作者多了起来，在消遣中阅读，以目视而不以神遇，颇为自在。而专业阅读中往往心不闲而执着，执意品评高下，排列等第，甚至要读出个君子小人，心态反而不闲了。闲心而有反复，阅读再三，无声润物，则有所递进。当代社会生活的紧张、迅疾，会使生活中人更注重调解和松懈，注重古典精神那种如静坐、散步般的散漫、徐徐态，暂得一己的清明境界。故宋人张戒称：“非至闲至静之中，则不能到。”

　　闲写和闲读在走向上是同位的，都是对竞争的一种规避，对于自我精神，则是一种养护和抚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