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周虞康先生那里“结识”了这些来自秦川渭水之间那片古老的黄土地上的“乡风民俗”。黄绿相间的“五毒蛙枕”、“鱼镜、挂屏”，憨态可掬的布虎、黑驴、寿龟，无不散发着关中平原特有的纯朴乡情。它们使我惊叹，使我振奋，而同时也夹杂着无数个问号和不解……

　　20世纪80年代即在“浙江美术学院”工艺系深造过设计专业的我，涉足本行业三十余年，深知创作设计的涵义包裹着太多太多的东西，工艺造型、系数、流程、细节乃至点线面，透视、比例，色彩、变形、构成等等，都能分别裂变、细化出无数个定律法则，而大部头的设计概论常常也会引伸出数十万字的相关论述。我甚至也根深蒂固地确信，不论任何一个行业，要获取大范围的成动，必须依赖于相对应的理论指导为依据，这种指导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依据，通常被认为是来自于专家们研究该行业前人经验后得出的真理或准则，完全脱离理论指导的实践将会是盲目的。相信持这一观点的人不占少数，但是当我触及到这些内涵深邃，造型稚朴，配色浓艳的传统民俗文化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旷世不变的信条好像瞬间变的软弱无力，我的观念几乎发生动摇，并且被一种捉摸不透的茫然缠绕着，这些村姑大嫂们的创意初衷来自何种文化范畴？造型配色的依据是什么？拟人变化的纹理又是怎么归纳的？模稿、绣谱又来自何方？再延伸开去，她们的思维、素养、理论、技法是怎样形成的等等、等等，带着太多个求解释疑的困惑，我再一次踏上了北上西去的列车……

　　在陕西千阳文化馆攀志毅老师的陪同下，辗转反复，几经周折后，我终于盘坐在这些民艺精品“典型的原产地”李爱姐家的土炕上。环顾四周，素墙低矮，几件半旧桌柜之外别无其他，真是十分简陋。而能用于创作布饰工艺的主体设备仅一把剪子、数枚衣针而已，至多还有一件辅助设备，那就是架在大姐脸上的老花镜罢了，要不是压在桌面下的那些奖状和一叠叠的荣誉证书似在向我们“罗列、陈述”着大姐的“丰功伟绩”，无论如何，我也难以将眼前这位滞缓的老人与满墙的作品和“民间艺术大师”之间画上等号。

　　历史发展的轨迹告诉我们，人们观察或认识事物的过程，通常是由发生到发展，由表面到本质。艺术产生的初始阶段，人们仅仅因实用的需要以物质为载体，局部附加了简约的纹样或图形，这种被称之为“本元文化”的“始创艺术”没有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本质区分，两者是一元性和原发性的。

　　通常的观点是：这种综合一体的特性由于阶级社会的产生已经逐步走向分离或解体。但是，作为“百工巧艺”而广泛生存于民间的“千阳民俗工艺”却依然延续着精神与物质并存的同步发展形态，即使是处于当今机械工业发达的现代科技社会，仍不能彻底的影响或根本的改变“它们”及“她们”，这大约便是工艺美术艺论家们忽略已久并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我阅读过许多关于民俗工艺的介绍、评论，也曾多次耳闻民艺大师的传奇故事，他们中的许多人几乎目不识丁，却依然创作出许多惊世之作，甚至达到令人震撼的程度。此时此刻，对那些闪烁着民族智慧光茫的艺术精品成因的推论、解说大多苍白无力，十分牵强，而任何夸奖和赞誉的言辞也都显的暗然失色。此情此景，我心里忽然涌出一种“天外有天”的感慨，而形似木纳、不善言辞的老人使我深刻地领悟到了“大智若愚、大巧如拙”的辩证含义。

　　我良久地审视着这片几乎融入秦川大地，仅用黄土草石垒就的院落，蓦然生出一种“去繁就简”却大约也是难以服众的想法：既然人类从打砸第一块石头开始就具备了天才的设计意识，那么作为炎帝文化发祥地的古老民族，就不能具备“天才”的艺术创造力了吗？正是因为先民们具备了这种超人的艺术领悟能力和等同于“天才”的大智慧，才能源源不断地创造出那些惊世骇俗、流芳百世的艺术精品。

　　至此，我的内心豁然开朗，疑惑顿消，无论是那些精美的彩陶、灿烂的青铜、或是丝织、青瓷、玉雕、银器，还是剪纸、布饰、泥塑、花灯，从人类“艺术始创能力”的角度去衡量，它们没有贵贱轻重之分，没有等级巨细之别，都是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结晶和杰出的先民们天才创造力的典型体现。笔者以为，我们在研究民俗工艺起源、成因的时候，忽略或否定民族精英们的天才创造能力，同样也是片面的或不完整的。

　　将要告别这片充满着神秘力量的村寨时，我在“工艺品协会会长、优秀民间艺术家”扬林转大姐家看到了一包包、一件件捆扎完毕准备外发的布艺作品，它们将翻山越海走向世界，而在它们的背后是无数个李大姐、扬大姐，它们折射出的是民族智慧的光芒……。

　　2007年孟春上浣草于杭州古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