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传统与创新。绘画本身就是创造性的艺术,绘画的创新,除了能给人带来全新的感官刺激外,其艺术内涵还要与观赏者的心灵相沟通,以达到震撼人心的效果,绘画艺术也正是在不断的创新中,才得以向前发展的。绘画同其他科学文化一样,起源于人类的实用需要,是人类在认识与改造自然、社会过程中一同产生和发展的,它是反映大自然、反映社会、反映生活的。
“创新”本来就是针对于“传统”而提出来的一个相对概念,这种“创新”的本身,必然会与“传统”有着内在的联系。正是因为否定了“传统”中的某些东西,才能称之为“创新”。自古以来,中国的艺术家们,始终坚持创新这个“传统”。然而, 凡是对中国传统绘画进行改造和创新的成功艺术家,在他们当时的年代,往往都被视为反抗传统而常常遭到非难和指责。比如对把一生献给教育事业的徐悲鸿先生的画,指责为“根本不能算是国画”,对林风眠先生的画指责为“是在胡搞形式主义”,指责傅抱石“把传统丢尽了”。八大山人和石涛也曾被他们同时代的人指责得一无是处,而郑板桥却被视为“野、怪、乱、黑”,后又被封为“扬州八怪”之首等等。在如今,面对中国画创新问题,仍然存在着许多截然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只有通过传统的艺术技法来表现,才称得上是中国画,创新主要是取决于题材和内容。”还有的认为:“中国的绘画已经形成了固定的传统技法和表现形式,这是不能改变的。”等等。
万物恒变、生息不止,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事、物也都在发生着巨变,而固定的传统技法和表现形式已不足以表现当今社会的人与物,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绘画技法来表现。传统技法,是在各个时代中,为了表现当时作者对当代事物的反应或感情的抒发而创造出来的。黄筌艺高,却不可能有画西红柿的技巧,郭熙胆大,却不会画出汽车、飞机来。正所谓“圣人不滞泥于物”,也正因如此,吴道子的伟大不会掩盖顾恺之,齐白石的成就也可以不让吴昌硕。技法并不是可以脱离物象而独立存在的艺术。即便是许多勾叶、点苔的程式,衣纹的描法,以及数十种山石皴法等,也仅仅是被后人承认而存留下来在当时的创新的东西,它们也很可能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被淘汰或否定。在学习过程中,通过使用这些传统技法,从而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每个时代的“创新”都将成为另一个时代的“传统”。所谓“新”是针对“传统”而言的,不否定某些旧的传统,“新”是不存在的。正是由于否定了“传统”中的某些东西,才能称之为“创新”。在创新的问题上,前辈的艺术家齐白石老先生一再告诫后人“似我者死”,黄宾虹也常说:“画者欲自成一家,非超越古人理法之外不可。”古往今来,凡在艺术上有所成就和贡献者,无一不是在“创新”中得到的。这些创新的东西,又被后人所利用、所吸收、所总结、所发展、所否定,有些成了固定的程式,有些又逐渐成为陈旧的东西,因而又有创新者来提出更新的东西来。传统是变迁的、发展的,只有不断地继承“创新”,才能使国画艺术不断地发展下去。
创新应主要体现在创新方法上,解决创新方法的问题最重要是要建立起新的艺术体系,使其更加完善,这是中国画建立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新的表现技法最基本的条件,离开了这个条件,以其主观臆想而产生的某种技法与风格都难以成立。只有在符合中国画发展的艺术体系与艺术思维的指导下,才能够产生出全新的中国画表现形式与表现技法。然而,这一切直接触及到的就是如何对待“笔墨”的问题,有人认为过分强调“笔墨”,会阻碍中国画的发展。事实上这种提法非常主观臆断,缺少足够的理论依据,中国画的“笔墨”一直是随着“理”的原则在改变,以中国画之“理”来认识中国画的“笔墨”问题;“象意”之理必然会产生表现“象意”笔墨之方法;“悟象”之理必然会产生表现“悟象”笔墨之方法。然而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即中国传统文化,脱离中国传统文化就无法表现出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艺术风格。中国画家如果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没有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将永远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当今中国画的创新,当然也不可能在中国画界以及中国画发展史中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人的意识、学识、心态决定了画家作品中的艺术内涵,中国画的发展越是到了高级阶段,所体现出的艺术内涵就应该愈加深刻,这就要求每个画家必须具备真才实学,才可能体现出在当今文明发达的时代中一个画家所应该具有的艺术深度。自古以来,绘画创新一直是画家通向成功的唯一出路,同时也是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这就要求画家必须建立起良好的艺术心态,不断提高自身的艺术修养,才能够在创新的道路上逐步走向成功。
总之,蹊径不一,在创新的问题上,不能要求画家们用整齐划一的方法进行学习和创作,要作科学的探索,只有不断地学习传统,博学众长,自成一家,才能创造未来新的历史,只有敢于动摇前人不敢动摇的领域,才会找到新的真理。哥白尼动摇了人们站立不动的大地,才找到了比上帝更牢的地球的科学;爱因斯坦动摇了机械运动中经典力学的基本原理,才找到了相对论的科学。在艺术的探索中也需要向他们那样的勇气和毅力去寻找新的绘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