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王羲之《兰亭序》

　　永和九年那一场流觞曲水的事，总是让“书法”耿耿于怀。从此以后，我们不知有多少次面对“兰亭“，而每次面对又往往是让我们自惭形秽。

　　那是因为，我们面对的“兰亭”是“兰亭序”——是王羲之书写的“兰亭序”，其实，我们面对的不是“兰亭”而是“书法”。而当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面对作为“书法”的“兰亭”的时候，你只能是“自惭形秽”。因为，那是“天下第一”，它早已经被捧上云端，你只剩下“高山仰止”。那是唐太宗所谓的，“详察古今，研精篆索，尽善尽美，其惟逸少乎！”那是解缙所谓的，“右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那是包世臣所谓的，“为百世学书人立极。”

　　永和九年的兰亭其实就是一场“雅集”。它的起缘与结局都与书法无关。而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也并不在与书法的关系——但它在传播过程中竟然让书法成了主渠道那是出于意料的事情。

　　当我们在这里在这个时候，再一次面对“兰亭”，我看到了“雅集”。那是2007年首届中国书坛兰亭雅集与永和九年的“雅集”——是VS还是PK？我更愿意用“面对”这个词。这是“面对面”——当然它不是CCTV王志式的盘问、诘难与质疑，它是一场平心静气的“对话”。那是如“清谈”般的“清虚”，“直率”，“旷达”，“旷远”的“对话”。

　　永和九年的“兰亭”，只是一场寻常的“雅集”，但而后，却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文化事件。就算是“文化事件”它在当时也不过是一个“寻常”的文化事件。而我们今天的兰亭雅集，却是一个“突发事件”——如果它能称得上是“文化”与“事件”的话，那它也是一个“突发文化事件”。这“寻常”与“突发”就是永和九年的“兰亭”与2007年的“兰亭”之根本差异。也是永和九年与2007年文化之根本差异，当然也是永和九年与2007年文化人之根本差异。

　　“突发”，总是有它的“必然”。它总是积蓄已久的喷薄而出，总是“不得不如此”。如果从长时段大历史的眼光看，“寻常”倒是可有可无，而“突发”倒是意义重大。

　　当我们将这场“雅集”视为“对话”的时候，我们是在当下文化“语境”之中——当下全球化文化语境，当下中国文化语境也是当下中国书法文化语境中设定的。那么，我们又为何要与永和九年的“兰亭”“对话”呢。那是我们想要在中国文化结构中在中国书法事件与文化事件合一的高位运行中寻找中国书法丧失已久的文化身份；是想在永和九年与2007年的“兰亭”峰会中“突发”成一个真正的“文化事件”。

　　那么，我们在和谁“对话”呢。我们并不是与作为书法的《兰亭序》，并不是与作为书法家的王羲之，而是与永和九年的王羲之、谢安、孙绰、许询、支遁……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也并不是与王羲之、谢安、孙绰、许询、支遁在对话，而是与“们”——也就是与作为一个群体的“雅集”的“对话”。这个“们”并不是书法家“们”。永和九年那一场“雅集”中，没有一个是以书法家身份出席的。他们是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文学家、诗人……这是一场政治之集、军事之集、哲学之集、文学之集、诗之集唯独不是书法之集。他们谈论政治、谈论军事、谈论哲学、谈论文学、谈论诗唯独不谈论的是书法。他们在这里“休闲”、在这里“娱乐”，“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游目骋怀”，这是一场真实的生活与真实的人的生命的快乐“派对”。尽管他们的身份各异，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总是因为有共同之处让他们“集”在一起，那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称号——名士。因为“名士”，所以“雅集”。“雅集”，是因“雅”而“集”；并不是因“集”而“雅”。而《兰亭序》之文之书是“雅集”的衍生产品而非预谋的最终目标。所以“兰亭”——之书法，是自然生成而非人力强求。是天合之作而非妙手偶得。

　　那么谁去“对话”呢。这是个“对话”者的“身份”问题，也是个“资格”问题。2007年的“兰亭”，不是低门槛的“海选”，而是高规格的“集贤”。按照国际惯例“对话”是“平等”的双方。那么，这里的“对话”者也不可能是“纯粹”的、“职业”的书法家。因为这样的“身份”没有“资格”也没有办法与永和九年的“兰亭”“对话”，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对话”——就算可能的话，也并非是“兰亭”式的高端峰会，这并不是我们想要做的和想要得到的。我们更需要他们在“书法家”之外呈现他们自己的文化身份作为“资格”。“越名教而任自然”。从而能做到并不是去——或者仅仅是去进行一场“书法”对话，无论这“书法”对话如何精彩绝伦在我们看来都不过是“顾左右而言他”。

　　那么如何“对话”呢。用书法？书法自然是不能少的。但仅仅书法是绝对不够的。用自荐与推荐辞，用书法中的文化含量，用“对话”式的答辩，用论文与研讨……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在于这“雅集”本身的方法、做派与取向。这是一场2007年整个中国书法界与永和九年42子的“兰亭”“对话”。它是对于中国书法文化身份的一次“追忆”与“寻觅”，它也是中国书法重回中国文化结构的一个契机，更希望它能够与中国文化结构相“振荡”。

　　中国书法，是中国文人“游”于其中之“艺”。但它并不仅仅是“游于艺”。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今天的中国书法丧失了“道、德、仁”仅仅剩下了“艺”，也就丧失了它的文化身份。朱熹注曰：“游者，玩物适情之谓。艺，则礼乐之文。射、御、书、数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不可阙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义理之趣。”而今天，书法已经非“日用不可阙者也”。以前“无处不在”的书法，而今已经无处可在。当它已经在日常生活中无用的时候，我们把它当成“纯粹”的“艺术”。我们总以为，这就是“无用乃为大用”。应了亚里士多德的三分法：必需的事物、有用的事物与美的事物。其实，这恰恰倒是“无用”。当人“无用”的时候，可用书法来“消闲”，用“无用”来打发“无用”。而中国文化中的书法恰恰是“必需”的，因为它是“道、德、仁”之“至理所寓”。当今天书法无处可在的时候，其实——按照中国文化的说法，它仍然是无处不在——因为“至理”无处不在。但这“无处不在”如何在书法中显现出来，它的管道何在，这倒是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永和九年的“兰亭”是人书合一的。人的品藻就是书的品藻。《世说新语》说：“时人目王右军，飘若游云，矫若惊龙。”《晋书·王羲之传》说：（王羲之）“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游云，矫若惊龙。”王羲之“叹林公，器朗神俊。”“道刘其长，标云柯而不扶疏。”一如品书。后之论者，多以“二王风流”评二王之书。其实这是他们的“本色”。所谓“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如嵇康“土木形骸，不自藻饰”才是“真名士”。

　　“仰观”永和九年，“俯察”2007，“宇宙之大”，“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