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五千言，一言以蔽之，要旨在一个“道”字。

　　何谓道？道是全，是混成，是无限，是永恒。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包括了一切的一切。

　　在所有的艺术形式中，书法何其有幸，而以“书道”名之。从书写，到书法，再到书道，表明了一种艺术样式不断向更高的境界发展提升的过程。书写体现了一种实用性，书法显示一种规范性，书道则意味着书法家试图探求一种更为宏广的玄之又玄的与天地大道合一的精神领域。

　　道是无穷尽的，能穷尽的就不是道。老子的魅力，在于他对道的源头的追溯，引起了后人无穷尽的兴趣与共鸣。

　　书道也是无穷尽的，能穷尽，就不能称为“书道”。近年来有人悲观地认为，中国书法篆隶真草各法早已完备，今人无法超越古人，后人也不可能超越古人，中国书法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持这种看法的人，在于没有从“书道”的高度来审视“中国书法”。

　　相传仓颉造字，天雨栗，夜鬼哭，惊天动地，连鬼神也为之震惊。这是因为，仓颉在不经意中，泄露了天机，打开了一扇让世人得以探究“道”的窗户。翻开中国历代书论，不难发现，大凡大自然、人世间具有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大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海，小到飞鸟走兽、花草露珠、蝉翼虫迹，乃至各式人等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在书法中有所反映。历代书法家从天地万物的一切表现形式中寻求灵感，诉诸毫端。可以说，他们借世间万物来探求道，又从对道的追求中把书法不断推向新的境界。书道，是书法家实现对道的领悟和探索的手段。就狂草而言，大凡古代有突出成就的书家，包括颠张醉素，包括黄庭坚、傅山，无不对道有着深切的感悟。人生的境界有多高，对道的感悟就有多深。

　　由此观之，看一位书法家的技艺高下，可以看其笔头功夫如何；看一位书法家的旨趣高下，可以看其文化学养如何；看一位书法家境界高下，则要看他对“道”的感悟程度如何。这三者呈递进关系，无技艺，罔论旨趣；无旨趣，罔论对道的感悟。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说的“书道”，和通常所用“书道（如日本的‘书道’）”意义有所不同，通常所用书道、茶道、剑道、花道等，是一种专有名称，一种方法论，而我所指的“书道”，与老子的“道”，是相通的，归属于哲学范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或许，也只有“书道”，可以和“道”并题而论。

　　王冬龄是一位对道有着执著的探求精神的书法家。他对老庄哲学潜心研读多年，平日待人接物，举止便不同寻常。初识王冬龄的人，常常会产生共同的感觉，觉得他气质风度不凡，给人以仙风道骨的感觉。他为人睿智、豁达，为书飘逸、洒脱，从中都可以感受到老庄哲学对他的影响。给我启发最深的，是他对“无为而无不为”的理解。老子认为，任何“为”都是局部，都是“偏”，只有“无为”，才能保持与“全”对应的态势，才能不受限制而“无不为”，从而接近于“道”。不少人片面地认为“无为”就是什么都不做，就是消极入世，这实则上是曲解了老子。“无为”的目的，应该是“无不为”。王冬龄在许多时候都保持“无为”的态度，他以超然的态度对待名利地位的得失，对曾经受到过的不公正的待遇，付诸一笑，绝不耿耿于怀；尽量不参加笔会等应酬活动，集中精力创作，致力于探究书法之“道”。他在其他方面的“无为”，恰恰是为了在书法领域的“无不为”。在书法领域，他把重点放在狂草和现代书法上。其他方面的“无为”，正是为了狂草和现代书法的“无不为”。他在创作狂草时达到了天马行空、自由自在的境界，2003年创作《逍遥游》时，曾经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这次创作《道德经》，与其说他是在创作书法作品，不如说他是在表达老子的感悟更确切。

　　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必然。1987他首次在中国美术馆办个展时展出的《儒道佛》连屏，其中有一个斗方写的正是小楷老子《道德经》全文。时隔20年，当他再次进入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再次用老子的《道德经》展示自己的精神世界的时候，其间所承载的，岂止是书体的变换、尺幅的变化、时间的变迁。应该说，这件作品所反映的，正是他这些年来对“道”的探求的升华。他长期以来对老子的感悟，对“道”的理解，通过书法载体倾泻而出。得之于心，付诸毫端。

　　也就是说，他通过变化万千的笔墨语言来表达道的无数种表现形式。时而如惊雷炸响夜空，如闪电划破长天；时而如暴雨骤然来临，须臾又雨霁天青；时而如昆仑横空出世，时而如瀑布九天而下；时而金戈铁马，时而曲水流觞；时而大将班师，时而娥眉婉转；时而壁立千仞，时而草绿江岸；时而山崩地陷，时而庭除花开。王冬龄已经全然忘记了他是在创作书法作品，忘记了他的身边有无数人围观。他的心灵正在天地间自由翱翔，捕捉到大自然的种种变化，马上便通过笔端抒发出来。他要找到尽可能多的意象，来展示大自然的多姿多彩，从而寻觅“道”的身影；他要用尽可能多的书写方式，来展示书法艺术的多姿多彩，从而体悟“书道”的真谛。

　　他知道，大自然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无不闪耀着道的光泽，但是，他们都不是道，因为，凡可道可名者都不是道，道是无法穷尽的；他同样知道，笔画使转、字里行间，无不体现着书道的灵性，但是，他们都不是书道，书道同样是无法定义，无法制约，无法穷尽的。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放弃对天地大道、对书道追求的理由，相反，一位真正的书法家，应该激起更大的创造欲望，去探求书道的奥秘。

　　道是宏大的，所以王冬龄尽可能选择宏大的空间来施展身手。高5米、长37米，作为一幅书法作品，其体量之宏大举世罕有其匹。驾御这样的大创作，需要超常的宏观把握和微观协调能力，非大手笔不能为。王冬龄不无感慨地说：这次创作，是对我的心力、体力、功力、创造力四方面的挑战。他用3个半天的时间完成这件作品，一举成功，没有上述“四力”，确实难奏其效。这么大的作品得以问世，一则因为王冬龄喜欢并且擅长大创作，不如此不足以宣泄他大海汹涌般的激情；二则是为了在中国美术馆展览而量身定制，整个展览馆圆厅正好容纳这样一幅作品。

　　所以说，就体量而言，带有一定的偶然因素；就王冬龄通过巨幅作品创作来探求道的真谛而言，则带有必然性。今后不管王冬龄是否还会创作这么大型的作品，关系都不大，他有如此道心，不管尺幅如何，都可以与道对话。相反，一个对书道并没有多少感悟的人，即使写出再大体量的“书法作品”，意义也不大。在王冬龄终于完成创作时，我曾对他说出了我内心的真实感受：我折服于这幅巨作，倒不是因为它的体量，而是它的内涵，是它身上闪现的道的灵光。

　　道是无限的。老子非常清楚道无法穷尽，能穷尽就不是道，但是他却从不放弃对道的终极源头的探索。

　　书道是无限的。王冬龄同样知道书道是无法穷尽的，能穷尽就不是书道，但是他却以旺盛的意志乐此不疲地探索着书道的奥秘。

　　对求道者而言，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达到了道的终点，而是在求道的无尽长路上比别人走得更远；对一个有使命感的书法家而言，他的责任和幸福，是让无尽的书道尽量向前延伸，即使倒下，也要让书法之道多出一个男子汉身躯的长度！

　　王冬龄的《道德经》同样是无限的。

　　他是在面积达800多平方米的中国美术学院室内体育场进行他的创作的，四周竹影摇曳，让人感到恍如置身野外。在观看他的创作时，我特别关注其开始和结尾。开始时，他提笔而立，凝神四顾，四周皆是茫茫雪原般洁白的宣纸。这时，他的面前呈现无数种可能性，可以通往“书道”的任何地方，令人感受到李白的“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苍茫，又令人感到杨子见逵路陷入可南可北两难选择而哭的迷茫。这一时间尽管不长，但是非常动人。这是求道者的身影啊！让人感动，让人难忘。值得庆幸的是，他马上便进入了境界，他的笔，成了天地之间神出鬼没的精灵。他的笔墨书写，同样呈现了无数种可能性，让人引发无限遐想，给人指出（或者暗示）了通往书道的不同的路径。特别是他的书写性，在书写带“走”字笔画的字时，其末笔大都弯折直冲而上，冲上去的一笔，一下子包揽了好几个字，意味着一种无限向上的渴望，让人感到他包容万物的气势。结尾时，我不知道他是否刻意如此，他在完成落款“老子道德经丁亥小暑王冬龄于大散草堂”时，刚好写到了最后一张宣纸的尽头，没有留下通常书法作品都要留下的余地和空白。粗粗一看，以为这件作品没有“落款”。这样的处理具有极强的隐喻性：到了尽头，实际上是“无尽头”，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表明“书道”是“无尽头”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我为此大声叫好，王老师会心而笑，一旁的花俊则附在我耳边说：“这可是王老师的神算啊！”

　　众声叫好之时，王冬龄老师手中却依然提着大笔。

　　为了这次创作，他精心准备了好几个月，为了保持旺盛的体力和精神，他坚持游泳锻炼。他对《道德经》，早已烂熟于心，创作时不用看稿子便随心书成。如果说20年前用3天多时间一丝不苟写成小楷，那是对道的小心翼翼的摸索；这次依然用3天多时间用狂草书成，则是对道的驾轻就熟的深入。如果说4年前他创作《逍遥游》时是一种压抑已久的情绪的大迸发，因而激情四射，这次则是在功成名就、万事顺心的情况下投入创作的，因而显得分外从容淡定。

　　在大功告成、提笔而立的那一刻，他天真烂漫得像一个小孩，又像那位轻松解牛的庖丁。他提笔而立的姿态，如同准备创作时提笔四顾时一样，非常迷人。在我看来，即使他放下了笔，他的手上依然始终握着笔。笔是他的生命，今生今世，王冬龄是永远和笔联系在一起了——

　　笔在手中，道在毫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