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书的重要性我们有目共睹。从文字的演变来看，隶书、尤其是汉隶，其结体、笔法，直接繁衍了草书、楷书、行书。应该说，隶书是中国文字发展极其重要的一种体现，一个环节。再从艺术的角度来看，隶书则以全新的面目进入我们民族的审美历程。折笔的爽利，方笔的朴茂，侧锋的优美，使我们感受到中国文字的变化多端，丰富多彩，也看到了中国文字与生命共鸣的体式与风貌。

　　东汉是中国隶书集大成的历史时期，大师如云，名碑林立。本是书法载体的文字，终因文体的雷同，立意的浅显，思想的苍白，使人们不屑提及碑文，却把兴趣集中在文字的体式上，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隶书书体。于是，中国的艺术长河，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就开始关注隶书，饶有风趣地看着这种书体的演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书法家的书写实践里，隶书的生命一次又一次被激活。

　　王增军就是其中的书法家之一。

　　看汉以后的隶书作品，我们对隶书高度的程式化有了清醒的认识。结体的趋同，笔法的相似，风格的统一，让后来的书法家有一点茫然。求逼真，会被人嘲讽为书奴，想创新，又找不到方向。隶书猗欤高哉，何人敢言征服？

　　正如同大自然是征服不了的，面对隶书也不能轻言超越。掌握大自然的规律，会明了自己生存的位置，了解隶书的本质，我们就可以感受隶书程式美的机锋。中国戏曲和书法都是东方艺术程式美的代表，只有身临其境，我们才能真切感受到程式美的形象特点。

　　作为当代较有创新能力和独特艺术感受能力的书法家王增军，他感受到了隶书程式美的语言特点，以及隶书的审美范式。这两点基于王增军对隶书的了解。不管是秦隶、汉隶、唐隶，还是宋隶、明隶、清隶﹔不管是庙堂巨制，还是率性而为，王增军心随笔动，笔从心来，一一探访，逐渐掌握了隶书的规律。艺术的娱乐性，揭示了艺术的目的是对人感官的刺激，并在此过程中完成了艺术的审美功能。中国书法是非娱乐性的艺术，从一开始，她就与文化传承，生活记录，情感表述，心灵寄托等等紧紧联在一起。赋予书法纯粹的艺术特性，是中国文字十分成熟的时期，甚至是毛笔书写退出世俗生活的历史时刻。

　　隶书的非娱乐性更加明确。隶书碑文中的记功表事，依托着隶书谨严的法度和端庄的风仪，才有可能让子孙牢记心间。隶书这样的历史背景，这样的形象展现，王增军何为？以往隶书的非娱乐性，是中国书法作为艺术的局限。在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放大隶书的“娱乐性”，有可能是实现隶书走向艺术之路的必然选择。为此，王增军调动了对隶书的全部记忆，自信地回味着对隶书真挚的亲近，从隶书的体式，用笔的规律等等，分析着隶书之美。眼高，手自然不俗，王增军以对隶书的“全知”，达到了书写隶书的“全能”，使当下的隶书创作有了新的语言。首先，王增军紧紧依靠汉隶高大的身躯，他知道，对隶书的任何了解，任何突破，都不能远离汉隶的文化根源。那种从天而降式的探索与创新，庶几承担得起对隶书的文化责任。王增军从历史的高度，接近隶书，认识隶书。因此，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与汉隶的趣味十分相同的当代隶书作品。其次，王增军的隶书书写包容了个人的生命情感。隶书应用的实际意义，诠释着儒家礼教的等级观念，阻隔了艺术的娱乐性和抒情性。在现代语境下进行书法创作的王增军，当然知道当代书法艺术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个性与抒情性的结合，文化表述与娱乐性的交融。这两点如果在叙事文学中实现，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试图在抽象的书法艺术中达到如此的目的，困难重重。王增军没有被困难吓倒，他驾驭着轻重缓急的线条，注重章法的变化，追求一个字和另一个字的差异，注重一行字和另一行字的区别。汉隶碑刻没有的墨法之异，色调之差，巧妙地进入了王增军的笔端，提升了他的隶书创作。第三，王增军在简牍的率真和灵动里看到了隶书的希望。相比较而言，王增军比清代人幸运。对隶书进行了革命性贡献的清代书法家，对隶书的功过是一言难尽的。结体与笔法的变化，直至人们的审美观念，清代书法家的确实现了对隶书的再理解。但是，清代隶书过分的装饰性和飞扬跋扈的个性，一方面拓展了隶书的形式美，又一方面作茧自缠，使人们望而生畏。现当代考古学的一系列重大成果，如居延汉简、武威汉简等的出土，不仅颠覆了历史学、文字学、文献学，也颠覆了书法学。汉简传达了二千多年前中国人的书写风格，直接表述了隶书书体的原始形态，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我们对隶书的误读。汉代碑刻与摩崖石刻被刻工损坏的隶书笔法的生动韵味，在简牍中戏剧性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从而构成了对当代书法创作的重要影响。王增军对简牍的重视异乎寻常，他在古老的墨迹中，捕捉时间深处的灵感、体验，总结隶书书写的常识和隶书书写的规律，以达到古为今用，人为己用。王增军的隶书汲取了简牍的优点，松弛书写，使字型、笔画在合适的时候稍许夸张，极大增强了作品的生机与生气，与当代艺术崇尚自由的倾向形成了精神的对接。因此，我说，对于当代擅长隶书创作的书法家们，王增军的意义是值得关注和深思的。把隶书写成了美术字，写成了新魏体，还煞有介事地以一己姓氏进行标榜，如“赵钱孙李”隶，“周吴郑王”隶，实乃令人发笑。

　　在科学指导创作，理性回归书坛的时代，我们对隶书的重新审视、理解、判断，形成隶书正确的审美观念，将有助于推动书法创作的整体发展，也是我们历史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