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在一个有黄君实和张五常等先生在座的场合，素有狂名的张教授臧否人物之际，我问他：“这世界上，还有没有你佩服的人？”张道：“有啊，黄君实就是我佩服的人。”我说：“黄先生在当面，你这不是面谀嘛！”张说：“真不是面谀，黄君实的书画鉴藏之学，是他几十年里一件一件作品看出来的，这学问，世界上任何老师，任何学府都教不出来。”狂人要是服了谁，那可是真服。以后，又在张教授的一篇文字里看到，他以为：当今香港高校，倘得有董桥教文学，黄永玉教世界美术史，黄君实教书画鉴藏之学，可谓一时之选。这当然是他的一家之言，其实，他列举的几位，都已年高，不大可能再执教鞭了。张教授之说，也若秋水横波，撩人怅望。

　　我个人对黄君实先生的钦仰，是在与他接触之中逐渐加深的。在当今写“二王”一路、七十内外的书家里，有几位是在进行无声的比试，沈鹏以奇崛见长，马世晓以飘逸擅胜，刘正成以霸悍撩人，黄君实先生的草书，则在功力性情的融合中表现完美，最合刘熙载所企望的一个“深”字。另外，若言及小楷，在他这个年龄段的书家里，则无人下过他那样的功夫，自然也无人达到他的水平。至于书学研究方面，他在1965年的“兰亭论辩”里为最年轻的作者，当时只有31岁，而其两万字长文，则应该是当时论文里引据最充分、说理最周详、意义最显豁的一篇。虽然我是在该文发表四十年之后才得以读到，却对黄先生于书学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融会贯通有醍醐灌顶之感。黄先生在香港崇基学院毕业后，很快被以后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派往日本学习六朝及唐宋文学，那时侯大陆正在搞“文化大革命”，中华文化陷于断裂，黄先生所幸未罹此难，这使得他与内地同龄人在学问方面显出难以追越的差距。如果说，中华文化的根脉在大陆中原，而在文化断裂年代之后，若谈传统文化，内地、港澳与台湾，就不可以地域之大小论高下了。以书学而论，像黄君实先生之渊雅，就远远超越了地域局限。

　　今年5月，我往香港，在一个由时任香港民政事务局何志平局长主持的宴会上，恰与黄君实先生同席。觥筹交错之间，我对何志平先生说：“若论书法造诣，黄君实先生应为当今华夏翘楚。”虽然黄先生在一片喧哗中听不见我的声音，此时之我，亦若张五常教授当年，发于心而不避席也。志平先生显然听出我的话语是出于真诚，作为香港文化事业主管官员的他，当时便有所思。嗣后，在同何局长一次关于文化的长谈里，我又言及黄君实先生的书法造诣及其在当今中国文化复兴中的价值，志平先生喃喃自语：“我失礼了，失敬了。”当我听清楚他的话，不禁感喟交集。志平先生作为香港特区民政事务局长，主管工作除文化外，还有社区、新闻、宗教、体育、青妇等多方面，实行首长问责制的香港特区政府，到目前还未设行政副职，何作为局长，真可谓百事丛集，文化工作只是其一方面，书法更只是全部文化系列中的一个部分，以他的繁忙而没有更多注意到一位书法家，也难以为责。但他这喃喃自语，显然不是说给别人听的，是来自心底的声音。吾虽鄙陋，也已过知天命之年，什么是真诚言动，什么是人情应酬，谅可品味。世间固然有“外来和尚好念经”的传说，但言者侃侃，也还得有闻者悄悄。若以香港文化主管的自尊出发，何完全可以还我“香港的好书法家还有许多”一类说法。当然香港的好书法家还有许多，我一点都不怀疑，但何的诚恳甚至带有自责的语气确实让我看到他对香港文化人才的珍惜，看到他对自己工作的严格。我还见过这样的官员，他本来对某事某人没有什么成见，但若有人提及他尚不知情而欲有所补充的人或事，他则会拿出一副“圣代无隐者”的口气，那情形直若李隆基看到孟浩然的诗，先骂一句“汝自弃朕，干朕何事？”然后让你去把冷板凳坐到底。我对何局长这样的高官谈文化，谈人物，权当是邂逅之间，得他“问道于盲”，不说白不说。当然，在这样的自由里，我有自己的纪律：必须言之有物，个人感情不能超越学术真实。没想到，我的认真，引起何局长的更加认真，他立刻交付我一个任务：“你能不能请黄老搞一个精品展览，规模不要太大，你把对先生书法艺术的认识写成文章，也联系内地了解黄先生艺术的理论家都写文章，让更多的人来了解黄先生。我可以请政府官员来出席助兴。”香港社会的工作效率我是有所领略的，绝少轻言，言信行果。一席闲谈竟引来如此严肃的任务，一时间倒让我兴奋之下也有些踌躇。志平先生更强调：“最主要的还是学术研究，如果没有学术研究，光是官员出来捧场是没有什么意思的，甚至还会帮倒忙。”在对话的轻松里，也不乏政治家的严肃。这倒让闲散江湖的我不能不认真对待。严肃过后，志平先生又重回轻松：“我想请黄老喝茶，你看怎样？”

　　我当然乐于看见香港文化主官与一位文化老人的茶叙。经过几番沟通之后，结果是志平先生到黄老的画室喝茶。这样，请客变为拜访，被请变为请客。黄老虽不乏文人的清高，一旦请客，礼貌是十分周到的，他又是茶道中的行家，即专门请了他的一位学生，在香港公园原总督府遗址开茶馆的书法家叶荣枝来泡茶。当何志平局长登上位于中环一座写字楼的22层黄老画室时，普洱清香很快便缭绕其间。

　　黄老对香港的文化状态特别是他熟悉的书画界的情况是有些意见的。志平先生在自语“我失礼了”之后，来到这22层楼上，显然也是想听到黄老的意见。在茶香氤氲里，黄老果然讲了他的意见：“澳门比香港小很多，但澳门的博物馆却办了一些很有影响的展览，像青藤（徐渭）白阳（程邃）的联展，大陆的人跑到澳门去看，我们也跑到澳门去看。”黄老讲这番话，原出于对香港文化地位的珍惜，当然，也出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珍惜。文化作为，不在地域之大小，香港做得好的，大陆、台湾都应该学习，同样，澳门做得好的，香港也可以学习。我对黄君实先生的理解，他虽然在美国生活近三十年，但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却全未松懈，他在美国的学习专业是世界美术史，越是对中外文化的比较认识深邃，越是对中华文化理解亲切，这一点，和上世纪若陈寅恪、吴宓、钱锺书这些留洋归来又终身寝馈中华文化的老辈先生正是一脉相通。以黄老的意见，香港在恢复传统文化方面，可以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有更大的贡献。对黄老的意见，何局长没有解释，其实，在他策划之下，香港正准备在庆祝回归十周年之际，邀请北京故宫博物院以《清明上河图》为代表的国宝前来展览。话题又进入书画鉴藏之学，黄老拿出自己收藏的几件书画作品，向志平先生讲述了自己的收藏鉴定经过，以及与内地某些机构的一些学术分歧。真知灼见并不一定在高堂讲布之中，而若钱锺书先生所云“二三素心人于荒江野老屋中商量培养之事”。这段时间，黄老还在筹备一个中国明清之际书画家流传日本遗迹展，其中有朱舜水等人作品，这是黄老在日本留学及就业期间辛勤收藏而得。这样的珍贵文物，其意义远过于一般书画作品的单纯艺术价值。对黄老的这些介绍，志平先生表现出浓厚兴趣。见他们交谈热烈，我心里真是高兴。文化融通，本质是人心的融通，而文化人和文化官员的意见融通，对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又是何其重要。在这中间，官员的谦怀雅量与文人的坦诚披沥，往往又是可遇而不可求。此行香港，得与志平先生畅叙文化，又陪他同访黄老，应该是我不期而遇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