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富有使命感的画家，应该具有和时代一致的步伐，随时代脉搏跳动的思想，作为时代的歌手，用自己的作品去唤醒民众。在当代画坛，王西京先生就是一位这样的画家。他的绘画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写实，一类写意。在这里，我就王西京先生写实人物画的审美元素及时代感，谈谈自己的认识。

　　王西京的写实人物画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表现革命领袖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李大钊、瞿秋白、任弼时、董必武、彭德怀、贺龙、陈毅、宋庆龄、江泽民等；另一部分是表现历史文化人物，包括屈原、司马迁、勾践、王羲之、张仲景、文天祥、李时珍、蒲松龄、巴金、李可染、柳青、川端康城、张大千、戊戌六君子、阿Q等。这些画着眼于对特定人物特定神态的描述，通过人物内在的神韵、情态及生活中最常见也最平易的镜头捕捉，抓住这些人物的风神，深刻地描述了他们朴素平易的生活情态，使画面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亲和力。

　　1978年的《创业史话》，刻画了作家柳青在长安农村体验生活的故事。此画以柔韧的线条，浓重的笔墨，刻画了柳青和四个农民传神的神态。画中人物面部细腻柔和，对人物面部细节的处理符合生活原型，场面宏大，符合传统。当时画家只有30来岁，就已经具有了如此深厚的写实功底。而后创作于1984年的《远去的足音》，更是石破天惊，获得了第六届全国美展奖牌，在画坛引起了轰动。1992年，为了向党的生日献礼，他更是以惊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创作了13幅领袖人物的肖像画，再次引起关注。2004年，画家的《春潮》横空出世，标帜出画家艺术生涯的另一重境界。在这里，画家的作品与时代合拍，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使思想意识和审美意识与时代合契，并以特定的审美元素及历史责任感，成就了中国当代“西京样”。

　　如果说最早的《创业史话》等作品，是画家扎实功底的见证；那么《远去的足音》，鉴定了画家画坛实力派的地位；如果说13幅领袖人物肖像，刻画了领袖人物卓越的风采，为他在人物画坛领军的地位奠定了基础；那么《春潮》的出现，则是中国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画家以白描为主的线造型，和以墨色块面为主的绘画语言，形成他写实人物画的两种风格。前者代表作有《大千观荷》、《文天祥》、《瞿秋白》等，后者代表作有《远去的足音》、《陈毅》、《李大钊》等。在画家的艺术发展过程中，他选择了后者，以线条为主加上水墨块面形成自己写实人物的主要特色。从这些画中，可以看出画家扎实的素描功底和对传统绘画的浸淫聩深。他融会中西，博约摄取，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过程中，领略到传统绘画的真谛，自发地完成心灵重塑的过程。在这里，画家从古典的《八十七神仙卷》、《水浒叶子》、《送子天王图》等画中吸收创作元素，然后又从西画的光影色彩中吸收借鉴，包容互补，使断裂的传统在自己的绘画中得到整合。画家解构了原有的传统旧秩序，重新赋予传统以新的审美形式。

　　他钟情于领袖人物，并不是应景应时以提高自己的艺术地位，而是面对改革，发自内心的历史使命感与忧患感的体现。虽然有很多画家是以浓郁的政治色彩来成名立家的，但是在当时，王西京只是怀着对历史人物风神的敬仰与深情，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地创作了这批组画。话说回来，如果当时确乎存在以此成名立万的心态，那么他必然不会画出这么多的画作来。画家基因中的历史忧患感和社会使命感，促使着画家把自己汹涌澎湃的激情用心绘出。因为他的情怀是朴素的，没有半点的浮华与虚荣。虽然内心充满忧患，但是却有一股和悦之心。他对这个社会寄予着无限期望，在历经的磨难坎坷中，明白了生命过程中所有的荣华，只有经过坎坷与磨难才会取得。因此他坚信“苦难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画家以简洁凝练、朴素无华的笔墨语言，在激荡的情绪下，刻画了领袖人物的安详、睿智与平和。在画中，这些人物造型躬亲可敬，一如往常夕阳下我们心灵的安静与放松，从不会因为重大的突发事件乱了心智。这是画家给予我们这些写实人物画的审美之处，也是他对这些人物风神独特理解后的结果。

　　有时想很多评论文章在描写一个画家的创作时，总是把画家描写得深刻、睿智，充满激情，好像灵感来时那种冲动迫切感非常强烈。但是对于王西京来说，我认为他在创作之前，心灵肯定也是急切的，充满了对画面人物呼之欲出的渴望。然而动起笔来，心灵却是放松愉悦的，没有了丝毫的旖念。这是创作中最好的心态，只有抓住这种创作心态，才会使画家的灵魂从嬗变中获得新生。

　　应该说画家是成功的，他紧紧抓住心灵的密钥，打开所有让自己轻松的细胞，在画纸前面展现出自己的自在与雍容。所以，紧紧抓住这点的画家，便实现了自己的绘画夙愿，完成了对领袖人物灵魂的刻画。也因此与时代的节奏合拍，使自己的绘画成为激励人们前进的长歌。

　　《人民领袖》让一个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老人，出现在画面中，人物面部细腻而和悦，表现了领袖的平易。上身线条勾勒出白色的衣服和下身墨色皴擦出黑色的裤子对比呼应，稳定了画面，拓实了基础，显示出毛泽东的胸有成竹。《李大钊》笔墨朴素无华，人物情态安闲，把李大钊的文化素养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刻画得入木三分，充满革命的豪情。《大雪压青松》中的陈毅，在梅岭之上刚刚突破国民党的重围，如山一样地坐着。画面凝重的气氛和陈毅刚毅肃穆的面容，形成强烈的呼应。人物实的处理和背景虚的布陈，强化了画面的稳固，增加了艺术的感染力。

　　对“刘少奇”的刻画，是站在刘少奇一心为公、深夜批阅文件的这个大家熟悉的背景中，展现了在那个是非混淆、刘少奇被迫害前夕的场景。画家以浓重的黑色背景，暗示了磨难的到来，以朱砂题字，把刘少奇对革命的热情表现出来，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戊戌六君子大家说得很多，但是抛开故事本身，我们从当时的大环境看这幅画，就明白了画家的心态实际上寄望于艺术的冲击力，来达到教化时人的目的，让大家在国家困难时期，应该具有为国为民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以此来指导我们的人生坐标。

　　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总是在牺牲中不断如凤凰般涅槃，在不断地历经中，寻求新的突破。王西京也一样，在他艺术的开创期，他如圣徒般不断地跋涉，不计功名利禄地寻找绘画的真谛，从不盲目。他认为“当代文化人离中国的传统文化越来越远，而不是更近。”这种忧患意识始终让他充满深沉的使命感，但是他的内心却是和悦的。因为他画面中的人物，除过戊戌六君子在那个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面临杀头的失望悲愤外，其他的作品几乎都流露出一股和悦的高贵之气。这既表现了这些画中人物的乐观精神，也反映了画家心灵的美好与纯净。

　　画家对人物情态的描写，没有落入千人一面的俗套中，而是根据各人的社会角色，赋予他们不同的人文情态。如“作家巴金”以白描的手法刻画了巴金读书的安详与深思；《愿世界都和平》刻画了宋庆龄一生追求真理，为了和平的心愿。画面通过她专心致志与鸽子交流，刻画出她心灵的美好。

　　画家善于刻画人物神态，根据人物性格特点，设计出特定环境下人物心理的转换过程，赋予画面以深刻的文化内涵与审美需要。在这里，画家从来没有仰视过什么人物，因为画家明白他们来之不易的奋斗历程。他总是站在笔下人物的角度，从他们的内心，寻求与生活相通的地方。画中人物质朴无华，非常朴素，正是这种朴素，才凸显出他们人格的高大。这是他深入生活、挖掘传统，对历史人物风神深刻理解的结果，也是他深厚文化积淀的深刻展现。从而我明白了为什么这些年来，他总是不计艰辛地频频带画家出外采风写生。正是这种频频的出外写生，才使画家的灵魂和生活有机地结合为一体，从而产生出更大的感动。

　　于是，画家深刻地理解了鲁迅先生小说《阿Q正传》中这个人物的思想特点，才使这个悲剧人物呈现出滑稽、讽刺而沉重的快感。这种讽刺性，正说明了画家精神的集中和对传统文学美学心态的深切关照，也表明了画家心灵状态的轻松愉悦。鲁迅用万把字成功地塑造了阿Q这个不朽的典型形象，高度集中地概括了民族的病态和国民的劣根性。而《阿Q画押》，则把这种深刻的内涵浓缩在一张宣纸上，对小说人物给予深刻的刻画。

　　在《李逵探母》的悲剧色彩与《阿Q画押》讽刺性的审美情绪中，暗潜出画家心灵的富庶与繁冗，从而分解了画家思维情绪中的沉重与郁闷。这说明画家对于经营画面人物情态的把握及心灵的表述，一定已臻化境。有了这些扎实的绘画功底，画家的艺术状态才会出现而形成“两极分化，左右逢源”的艺术取向，从而在“两种样式，一种情怀”中，展露出自己超越的思想境界和审美情趣。思路的多变和形式的多样，使画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艺术格调，书法用笔使画面的写意性大大增强，写的过程中产生的快感，与画家的绘画美学深刻契合。因而在2003年，网上的一项民意调查，画家被评为“20世纪十大水墨画家”之一。

　　从画家的多样性中，我们可以看到画家分解、消化、反刍能力的深厚，也看到画家解构与重构的力量和理解的超越。他在分解写实时，从没有对写意放松过自己的情绪。他不断地消化着传统所赋予的人文精神，以强有力的反刍能力，调和了写实与写意的矛盾，从而把一个闪亮的自我，突现在广大艺术爱好者面前。他又在解构传统与重建精神家园中，不计余力地回应时代，并且与这个时代和解，因为这个时代不和谐的声音毕竟很微弱。

　　这种高度的自治、自洽精神，无疑得益于画家对传统精神消化的能力，更得力于他的睿智与细腻。这些，可以从一些小事中看出。画家是一个仔细的人，雍容有度而心思缜密，从来不轻易露过一个蛛丝马迹。就从他对一个个活动中的讲话稿来说，总是字斟句酌，反复修改，直至深刻、通顺、流畅才肯罢休。为此，一个讲话稿的出炉，几乎耗费了他大半夜的工夫，也许在活动前的头一晚，他可能只有两三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但是通过这点，我们当能窥视到王西京先生的艺术情怀，理解他何以成就为世界性的大画家。为此也就明白了他为什么对历史人物风神的刻画，具有那么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