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杨新先生对《元人秋猎图》的创作者提出的疑问，我以为也有值得再商榷的地方。杨新先生认为：

　　“像这样重大的历史题材，明人为什么要画呢？宫廷乎？民间乎？如果是宫廷，恰好明人取代了元人政权，画此不是在为敌人张胆，而灭自家威风？如系民间所为，如此巨大工程，为什么没有作者署名，及收藏家印记？或曰‘清人画其祖进关之前’。然不惟服饰、发型绝非清人，且于情理不通。难道乾隆皇帝及其侍臣们，不认识自己的先祖？‘元人’之说，恰恰是他们定名。”

　　通常说来，明人不可能以绘画的方式歌颂被自己灭掉的元朝人——“画此不是在为敌人张胆，而灭自家威风？”

　　问题是，明人不画，并不能说明蒙古人不画。明统治者推翻的只是元统治者，而并没有彻底干净地剿灭了“元人（蒙古人）”。元遗民不敢明目张胆地“追念”自己的主子，难道就没有可能私下里悄悄地创作此画？否则何以有“禁书”、“反诗”的出现呢？仅以明室后裔朱耷为例，他“设计”的亦哭之亦笑之的“八大山人”和铭记于心的“三月十九日”（崇祯帝自缢的忌日）的署款字样，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那么，这件《元人秋猎图》是不是就可以说是明人画的呢？我认为绝非明人手笔。从整体明人画风来看，不管是“明四家”抑或是其他画家的作品，其气息和风格取向基本上都是一种秀硬的特色。而《元人秋猎图》所呈现的却是一种恢宏、壮观、厚重的气息，甚至不妨说，就是马上民族所特有的那种粗犷气息。因此，我颇赞同杨新先生对该图的另一叙述，有必要抄录如下：

　　余谓此画为原创，其场面人事，非谙熟蒙古军族生活者所不能为。有许多事物和形象，在中国画史，是首次出现，甚至是唯一的，其可证明。

　　初视此画，似乎觉得画手技术不够成熟，但再三观赏，才发觉其过人之处，为其他画史所不能梦见。

　　首先，其布局严峻，井然有序，表现出画家有驾驭长篇巨制的能力。其次，人物众多，有聚有散，忙者自忙，闲者自闲，各自有态，生动活泼，表现出生活的各个层面，丰富多彩。其三，寓意深远，安排巧妙，不见斧凿痕迹。其四，作者很会处理大场面。其五，画中有众多的妇女，前述在帐篷中的吸烟者，和其女伴，正在裁剪缝补衣服，并带看小孩。有的在负责向将士们发放布帛，有的在烧水等等。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还有众多女兵，这是中国古画中绝无仅有的。在着红袍者身后不远处，有一顶黄嶱盖，其有一妇女怀抱婴儿，她应是皇后。在她前面有女兵前导，两则有持扇仪杖，在后是骑马挎箭的女战士，迤逦沿着山路款款而行。女兵，在中国早期历史中曾经出现过，那只不过是一些宫女闹着玩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女皇帝、女军事指挥官，那也只是昙花一现。南北朝时花木兰替父从军，却要化装成男人，可见当时不征招女兵，自古受儒家思想影响，女子不出闺门，只在家干活，男女之间，有条鸿沟，所谓授受不亲。而在此处，妇女大大方方地承担着任务，女兵们与男兵们并驾齐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色。这可能与蒙古人的游牧生活和成吉思汗的政策有关。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各部落之后，实行分户口奖赏的办法，将军事与政务与生产一体化，平时只收贡赋，战时则成为战士。他东征西伐，纵横欧亚大陆，可能是随带家属一起行动。所以则将妇女们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用以保卫后方。画中的女兵队伍，应是这一体制的表现。可以补《元史》的失载。由此也可断定，其所画内容，应是忽必烈入主中原以前的事情。这是中国历史有图像可考和记载的第一支娘子军，仅就这一点，这件作品就足以珍贵的了。

　　从忽必烈登上皇位算起，至元朝灭亡，有一百余年的历史，而在绘画上，真正表现蒙古人生活的绘画作品却少得很可怜，像这样的长篇巨制，不但弥补了历史的失载，也弥补了画史的缺落。据此，《元人秋猎图》当是一件重大叙事型题材的“领命”创作，其内容情节绝非明清人所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