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人耻听说荆关，宗派夸能却汗颜。自有心胸甲天下，老夫看惯桂林山”（齐白石）。1905年，43岁的齐白石游桂林，漓江山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不断出现在他后来的山水画中。1928年，66岁的黄宾虹赴桂林讲学、游览，其后也有许多表现桂林的山水作品，如1954年重题的《桂林读书台》等。1937至1943年的六年间，徐悲鸿不断在重庆、桂林、昆明间行走，所画的《漓江春雨图》成了他的代表作。1941年，关山月在桂林作《漓江百里图》，50年之后的1991年重游漓江，又作《漓江百里春》手卷（长18米）。1959年，李可染赴桂林写生，后来，美协在北京主办了以《江山如此多娇》命名的“李可染水墨山水写生画展”。虽然他的名作《阳朔胜境图》在“文革”中被指为“黑画”，却没有影响到他不断表现漓江的热情。1973年，58岁的白雪石赴桂林沿漓江两岸徒步旅行写生，从而开始了漓江山水的创作，直至1985年，70岁的白雪石四赴漓江写生，漓江成了他的标志性的题材。在20世纪中国画史上，还有像陈树人、王致远、刘海粟、胡佩衡、张安治、阳太阳、宗其香、陶一清、黄独峰、涂克等诸多画家都倾情于表现漓江。

　　在20世纪的中国画史上，漓江因其独特和秀美的山水，影响了20世纪的中国画面貌。而桂林、漓江的山川虽然自古就有，却因为有了20世纪画家们的不断表现才丰富了“甲天下”的美名，这正好像元代的黄公望、清代的王石谷先后不断表现虞山而有了“虞山画派”一样。这一值得研究的艺术现象表明：山不在高，水不在深，看谁来画，看怎样画。虞山如果没有黄公望、王石谷，就不可能在美术史上留名。另一方面来看，黄公望、王石谷表现虞山以及江南的山水如果不能影响到画史，而仅仅是一件或几件表现虞山的作品，那么，虞山也难以在画史上留名。这可以解释同样具有独特和奇美自然的张家界，为什么不能像漓江山水那样影响中国山水画——首先是缺少大家去表现，有表现的不能成为代表作；再是表现张家界的山水不能影响到当代山水画的面貌。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漓江是自然的资源，更是文化的资源。尽管早就有人提出了“漓江画派”，可是，直到前几年这一概念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而重新提出。所谓的“打造”，表达的是政府的愿望，却引来了学界的质疑。画派能否“打造”并不重要，关键是能否引起重视，事业能否得到机遇而发展。12月13日，“新时代、新广西、新画派——漓江画派作品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是借助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党代会报告中提出的“扶持与培育”漓江画派而有的一次大规模的展览。由“打造”到“扶持与培育”，不仅是词汇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回归理性，合乎规律。广西美术在新时代的发展有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广西美术的大发展、大繁荣已经可以看到，这可能是其他号称美术大省的美术家们所羡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