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我家乡村中的庙里有一所不算太小的乡村小学,乡村的顽童同规规矩矩的菩萨共处一室,上课时老师稍不注意,我就在桌下临摹菩萨的尊容。也可能是菩萨给了点灵气,文化成绩平平,但画画水平倒有些长进。小学四年级,我画了幅山中大王“虎”先生,受到了美术老师的赞赏,他在课堂上说:“文元二十年后定能成为一位出色的画家。”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我还挺不服气,心想:我已经画得这么好了,还要等上二十年吗?但就是这乡村老师鼓励的话,成了我一生追求的目标。四十多年来孜孜不倦的追求,才使我感到艺术道路的艰辛和困苦。
在不满十八岁时我有幸走进部队这所大学校,黑板报、墙报成了我发挥专长的舞台。报纸上、专刊上一块“豆腐干”成了当时奋斗的目标。二十刚出头,我又有幸能同浙江美术学院的老师和军区的大画家们平起平坐,一起为蔡永祥展览馆和纪念馆搞创作,真是机会难得。我所在的部队在一个沿海的城市,其政府大门口、广场、大街、部队营区到处都有我临摹的“光辉形象”,大得有几层楼高。这期间我的绘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1969年,浙江省委宣传部又调我到浙江美术学院参加革命样板戏连环画的创作。浙江美术学院浓郁的创作风气和对作品严肃认真的态度使我获益匪浅。20世纪70年代初,第一届全军美展,我一下就入选三幅作品,这在当时可是影响不小。之后,我调入南京军区专业文艺创作组,从事专业美术创作。军区部队的先进典型,如:好八连、硬六连、军民模范连,包括那一时代涌现的英雄人物蔡永祥、周莉萍,以及抗洪救灾、演习军训等,都是我反复创作的主题。
独幅画、连环画、写生作品在全国、全军展览中一次又一次入选、一次又一次获奖,激励了我的创作热情。20世纪80年代,我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经过几年的勤奋学习,我的基本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更大的收获是艺术观念有了极大的飞跃,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艺术修养,确定了高层次的奋斗目标。多年下部队,去边防,深入山寨牧场、奇山草原,收集了大量的创作素材,出了五本画册,举办了十次个人画展,上百家电视台、杂志、报纸作过报道和介绍。个人艺术风格逐渐形成,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在同行中得到了认可。由于特殊的时代和经历,我画过油画,作过雕塑,创作过大量的连环画、宣传画、年画、插图。在国画创作中,山水、花鸟、人物、动物,需要什么画什么,表现技法上工笔、写意、兼工带写,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广阔的创作实践打下了绘画的坚实基础。由于绘画创作的需要,画中常常出现马的形象,这又逼迫我不得不去认真地研究马的结构、动态、情感,对马有了越来越深的了解,爱马之情也就溢于画面,大量的作品就和马无法分开了,一不小心成了画马的画家。不少画家都有家喻户晓的拳头“产品”,郑板桥的竹、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黄胄的驴等都成了画家的代名词。这也是蔡元培先生所提倡的宏、约、深、美,先宽后专,专深专透而达到完美高峰的追求和目标。攀登无限、追求无限。
有什么样的人格特征,就会有什么样的艺术追求,观其艺,知其行。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画中的马不可有奴气,更不可有媚骨。所以我笔下的马,大多是雄健挺拔、彪悍俊秀、英姿飒爽,这就是昂扬向上、一往无前而势不可挡的中华民族所追求的“龙马精神”,也是我爱马画马之所在。